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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汪精卫的卖国条约大白天下的第一功臣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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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书屋》杂志2007年第4期  作者:陶恒生  原题为:高宗武英文回忆录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回顾

一、前言

二零零五年六月中,承史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郭岱君博士告知,该所藏有高宗武的英文手稿,笔者即驱车至胡佛研究所,在郭博士热心协助之下,借出全稿阅读并影印。这部高宗武的英文回忆录完稿于1944年8月31日,正好是1945年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一年,汪精卫去世前两个多月。

全稿为英文打字副本,存放于已故美国外交官罗伦斯·萨斯伯里(LaurenceSalisbury,1891~1976,1941~1944年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部副助理主任,1944~1948年FarEasternSurvey杂志编辑)的档案第二号匣中,标题为IntotheTiger’sDen(《深入虎穴》),共十五章,二百五十四页。内容分三个时期:一、1931年自东京回国,1933进国民政府外交部,至1938年2月奉派赴香港工作;二、1938年12月汪精卫出走河内,随汪参与对日和平运动,至1940年1月脱离汪组织;三、1940年1月离开香港经菲律宾、欧洲赴美国定居,至1944年8月回忆录完稿。这一部分主要为对日本政局的观察与预测,就“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少壮军人”的崛起,“七七”事变后日本内阁频繁更替,以及日本投降前一年,曾经一度目空一切、狂妄自大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将领们自知末日将至而犹作困兽之斗,做了深度分析。

高宗武在文稿封面的内页写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中国谚语”及“致日本领导人:希望本书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们的灭亡有所贡献”两段话。他那时推测日本在溃败前夕已有日后卷土重来取得“最后胜利”的打算(事实上那时的日本人认为与盟军作战是民族自卫,即使在太平洋上节节失利,也准备不惜退回本土与登陆敌人决一死战。他们可以接受战败,但从不承认发动战争是错误的。这种心态似乎至今犹然)。

能够亲自捧读已尘封六十一年,极可能是世上唯一孤本的这部文稿,除了满怀如获至宝的喜悦之外,心情更是无限感慨,因为文稿的作者,正是当年相偕潜离上海汪伪组织,在香港揭露汪日密约,造成举世震惊的“高陶事件”的两名主角之一。另一主角是先父陶希圣。

笔者于出版拙著《“高陶事件”始末》(2000年台北成文出版社,2003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前,曾经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希望能够找出高宗武亲口述说或亲笔书写的记录或片纸只字,以佐证先父所说所写的那段随汪脱汪的过程,然而那时仅能从第三者的文章中窥得一鳞半爪。与高宗武相交数十年的史学家唐德刚博士曾多次向高探索一手资料而不得其门而入,很无奈地说过:“我追问高公,他却守口如瓶,‘言明在先’绝不吐露丝毫……”两位专研汪伪史的美国学者邦克(GeraldE.Bunker)和博伊尔(JohnH.Boyle),在他们各自的书中,虽有与高宗武的对谈记录,却从未提起,或根本不知道高宗武曾经写过一本回忆录。

如今那六十多年前错综复杂的历史情节跃然于一页页薄薄的、已发黄的打字纸上,有如高宗武亲口话当年,高低起伏历历如绘。尤其把离开上海前后的细节描叙得丝丝入扣,与先父在《潮流与点滴》中所写若合符节,怎不读来如醉如痴,欲把全稿迻译之心油然而生。遂征求并取得胡佛研究所的同意,把这部稿件予以翻译出版。

高宗武留学日本,日文造诣甚深,是有名的日本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他自己也说“我在日本学习八年,日语说得跟日本人一样”。这部以英文撰写的回忆录,文笔流畅、表达生动,足证他的英文造诣亦深。人们常说高宗武是个才子,在这里更加得到证明。

1938年12月19日汪精卫出走河内之前,高宗武曾经参与过几个推动“和平运动”的先期活动。其一,1938年7月他从香港经上海秘密去了一趟日本,在东京见到日本军政要员并和他们会谈,回来后向重庆呈送报告。其二,同年11月,他和梅思平在上海与日本军方代表今井武夫及影佐祯昭签订了一份“日华协议记录”,这个协议就是后来汪日谈判的原始蓝本。他们还制定了一套汪精卫出走河内的行动计划。这两个重要活动,回忆录对前者只字不提,后者仅以“犹如在昏暗中摸索,汪精卫跟日本人订立了出走安南的协议”(第二章)一笔带过。这不仅美中不足,而且是大有可议的缺陷。译者谨就这两段历史作简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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