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白求恩”

——加拿大华文文学中的白求恩

中华新闻社 2018-06-05 09:23

摘要:白求恩在中国的形象深刻地影响了一代青少年的成长,白求恩成为他们共同的精神之父。全球化流动中,中加文化深度互动。1990年代以来,白求恩档案的开放,以及加拿大相关研究史料、文学创作的引进与翻译,激活了作家以及读者蛰伏的情感记忆。加拿大华文作家李彦、薛忆沩以史家精神发掘了“另一个”白求恩。他们用文学书写重塑全球化时代的白求恩形象,探讨生命的存在之谜,真相与想象的悖论性存在,信仰与激情的另类价值。
 
关键词:诺尔曼·白求恩 李彦 薛忆沩

Abstract: The image of Bethune in China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growth of one generation of young people, and Bethune has became young people’s spiritual. The cultural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Canadian has been deepened with globalization. Since the 1990s, the opening of the Bethune archives, as well as the introduction of Canadian historical research, the int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 of literary creation, have activated the writer and the dormant emotional memory of the reader. Canadian Chinese writer Li Yan and Xue Yiwei, who tried to find out the truth as historian did, discovered a different Bethune. They use literary writing to reshape the image of Bethune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o explore the mystery of the existence of life, the paradox of truth and imagination, and the special value of belief and passion.
 
Key words: Norman Bethune; li Yan; Xue Yiwei
 
      “白求恩是一位历史人物,但更是凝聚了中国现代革命意识形态色彩的集体记忆,可以说他主要是以后者的形象为公众所认知和接受的。”而关于白求恩题材的文学创作在现代中国主要还是一个仪式,国内不同阶段不同艺术形式的白求恩创作,是“集体记忆因应社会环境的改变而作出的仪式性的调整”,“它的改变并不意味集体记忆性质的改变,而只意味着它做出局部的相应的调整”。走不出集体记忆的社会心理需求层面,白求恩题材的文学创作就难以进入美学、哲学,甚至抵达宗教的层面。
 
      得益于中加文化界的互动交流,白求恩档案的开放,以及加拿大相关文学创作、研究成果的引进与翻译,白求恩书写的局限正在慢慢改变中。一些走出国门,不远万里来到白求恩故乡的“白求恩的孩子们”——加拿大华文作家李彦、薛忆沩从史学和文学的双重路径塑造全球化时代的白求恩形象。在加拿大方面,有关白求恩的书写也在突破想象力的边界。
 
      一、中加之间的白求恩
 
      中国人是通过白求恩而知道了加拿大,加拿大则借由白求恩走近了中国。在他乡与故土之间,白求恩成为异文化交流中一个充满悖论的个案。有着无数把白求恩当作国王般的同志们的他乡远比家乡更了解白求恩(精神),“对于这些同志而言,共产主义不仅是一个谈话方式或思维方式,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们的共产主义简单而又深刻,像膝反射一样不由自主、像肺活动一样毫无意识、又像心脏跳动一样无法控制。”在这里,白求恩被升华为一个精神偶像,一个符号化的白求恩。
 
      白求恩国际形象的最初建构是由中国人完成的。无论他曾经是谁,声名如何,在进入中国之后——也就是白求恩生命中最后的两年主宰了“他是谁”。“过去的两年,是我生命中最有意义、最为非凡的两年。”“事实上,恰恰是中国革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军队,还有中国的老百姓教育和影响了他,最终成就了一个英雄人物的形象。”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在河北唐县黄石口村去世。由于他在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抗日根据地军民中间的影响力,以及抗日斗争国际宣传的需要,白求恩的传奇在很短时间内诞生了。
 
      毛泽东政论文《学习白求恩》奠定了白求恩“五个一”形象: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如拉瑞·汉纳特所分析的,毛泽东对白求恩盖棺定论的权威评价证实了毛泽东的唯意志论。而白求恩同行护士尤恩的记忆,为读者重现了这两位伟大的战士之间在精神气质方面的某种契合。白求恩对毛泽东说他像列宁感到荣幸和得意,对毛泽东的热情和温暖感到极大的满足。从那时起,他就从行为到精神上将自己归属为这个国家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就某一方面来说,作为革命者和艺术家的毛泽东和白求恩享有共同的政治信仰和革命激情,毛泽东用白求恩这位与他同样相信人类魄力的烈士,宣传他的唯意志论。“的确,即使白求恩这个人不存在,毛泽东也可能创造出一个来。”“在白求恩身上,毛泽东发现了一种熟悉的精神,激励着人们以始终不渝的决心去创造一个公正的世界。”1960-1970年代,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与《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作为“老三篇”,进入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老三篇”与《毛泽东选集》的发行量在国内的影响是覆盖性的,随着它们的传播,钦定的白求恩的精神遗产至今仍被继承与流传。尽管许多时候它只是作为潜流,但依然是中国当代红色思想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84年,章学新编著的《白求恩传略》出版,白求恩的史学形象开始出现。“大约在这个年代前后,有关白求恩的史学研究从政治宣传、文学刻画和传播,向更深层次、更多角度的历史研究迈步。”白求恩身边的医务人员、工作人员提供了不少极具史料价值的回忆文章。白求恩来中国之前的经历多取材于加拿大公共卫生协会1982年出版的《诺尔曼·白求恩》一书,白求恩的形象以及精神世界开始得以更丰富的揭示,然而由于此前白求恩艺术形象太成功,导致史学的白求恩形象并未被广为认知。
 
      周而复小说《白求恩大夫》是研究白求恩生平的重要母本,在国内一版再版,且有英、法、俄、日、意大利、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语言的版本,海内外影响甚广。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电视剧、连环画等多种艺术形式,加速传播了白求恩的文学形象。影视方面,有张骏祥、赵拓于1960年代改编自周而复小说的电影《白求恩大夫》,最近一部产生广泛影响的是,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应上海宣传部门邀请,由杨阳导演,2006年上映的主旋律电视剧《诺尔曼·白求恩》。这部电视剧引起的争鸣是多视角的:或反思社会问题、医疗问题,表达社会弱势关怀与制度创新的见解;或表达后发现代国家对现代化成果的立场和态度,体现可持续发展的道德良知;或比较全球化与国际主义的精神高度,“国际主义是最高境界的人道主义。如果说全球化加剧了世界贫富的差距,那么国际主义拉近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总之,当代语境中的白求恩形象是复杂的,这个带着严重精神危机来到中国的不安的灵魂,在中国找到了救赎的路径。
 
      在加拿大,白求恩的声名并不是中国人想象中的那样。大多数公众对他的去世几乎一无所知。在特定的某些年代(1940年加拿大政府通过议会宣布加拿大共产党为非法组织),作为共产党员的白求恩是一个禁忌。直至他去世十三年后,由白求恩生前的朋友泰德·艾伦和塞德奈·戈登合著的《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才出版面世。这是第一本关于白求恩的传记,产生于冷战与韩战的非常时期。除了一些左倾立场的人士,一般的加拿大读者很少有机会阅读这本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传记。但他的译本成为国外最受欢迎的加拿大书籍之一。1960年代加拿大播出广播纪录片《白求恩同志:一位有争议的英雄》,电影纪录片《白求恩》,后者由于美国国务院的施压在美国遭到封杀。富有戏剧性的是,1970年中加建交过程中,电影纪录片《白求恩》成为中加外交官谈判破冰的使者。随后,白求恩被列入加拿大历史遗迹委员会的考虑之列。几经周折,白求恩被确认为一位对加拿大有着重要历史意义的人物。白求恩纪念馆、蒙特利尔市的白求恩广场向公众开放。文化界相继出版罗德里克·斯图尔特传记《白求恩》、《诺尔曼·白求恩的思想》,回忆录《白求恩:在蒙特利尔的日子》,电影《白求恩》。1990年代,随着新史料的出现,白求恩研究与书写更丰富了:故事片《白求恩:一个英雄的成长》,拉瑞·汉纳特编著《一位激情澎湃的政治家——白求恩作品集》,传记文学有约翰·威尔逊著《诺尔曼·白求恩:一生追求坚定的信仰》,阿德里安娜·克拉克森(伍冰枝)著《诺尔曼·白求恩》……尽管质疑白求恩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但2000年加拿大华裔女总督阿德里安娜·克拉克森为格雷文赫斯特镇的白求恩铜像揭幕,意味着白求恩终于被他的出生地所承认。
 
      完成于2010年,中文版2013年出版的《不死鸟:诺尔曼·白求恩的一生》是迄今为止内容最全面翔实的白求恩传记,它是斯图尔特先生根据其本人1970年代出版的《白求恩》传记进行的重写工程。斯图尔特夫妇辗转于中国、加拿大、西班牙,走访当年的亲历者,查阅新出版的书籍文章和新开放的馆藏资料,完成耗时40多年的研究。
 
      加拿大最新的以白求恩为题材的小说是先锋派作家丹尼斯·鲍克于200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共产党人的女儿》,作者颠覆性地虚构了白求恩最后的太行山岁月。在混乱与死亡面前,白求恩写下一封给从未谋面的女儿——那个在同样战火纷飞的西班牙,他与情人所生的女儿的长信。丹尼斯·鲍克谈及写作《共产党员的女儿》的缘由:作为一名作家,他不满足于对白求恩一元化的性格刻画,他希望找到一把钥匙,开启驱使白求恩做那些事情的神秘之门。他试图找到一名父亲和一名斗士之间正确的平衡。这把钥匙就是虚构的白求恩的女儿,她让白求恩成为一个完整的男人。
 
      二、真相与想象
 
      “白求恩的孩子们”是所有生活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青少年的身份标志。“白求恩精神”——理想主义、国际主义、人道主义成了这一时期中国青少年的精神血缘。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白求恩在中国的“孩子们”来到了偶像曾经生活的地方。他们对溯源白求恩精神的渴望并不止于缅怀、追忆青春(许多中国来的观光客无疑是停留在这一层面的)。在生活的真相与本质的追索中,他们试图从偶像的精神历程中寻找人的存在之谜。他们由“他是谁”开始追寻“他曾经是谁”,进而由“我们曾经是谁”走向追问“我是谁”。白求恩的孩子们沿着与当年白求恩相反的路径,思考着不同的人生意义。从印证偶像的精神出处到再传播白求恩精神,沟通历史和现在,传递差异性的理解,是李彦的选择。而迷惘于人生的不确定性,重解、重建白求恩——一个流动的生命个体的精神世界,是薛忆沩写作人生的宿命。
 
      白求恩研究(或书写)的路径从来都不是一元的,医学的白求恩、政治的白求恩、文学的白求恩、史学的白求恩各有各的面向。专业的白求恩比较不成为公共话题,而政  治与文学以及史学的白求恩却往往纠葛在一起。它们不断相互颠覆、重述,彼此之间的张力也成为各种不同文体的作者激发叙述激情的原点。历史的资料发掘与真实还原,或是文学的阶段性的建构,史家之言还是小说家言,欲理还乱。李彦与薛忆沩——一个执着的理想主义者与一个深刻的存在主义者之间,在共同的精神偶像白求恩的再造上,有共识更有差异。
 
      作为一个文化传播的践行者,李彦一直活跃在行动中。李彦用考古发掘的姿态面对白求恩,设法让白求恩遗物回归中国。联合中加两国的研究机构和学者,李彦发起、组织“白求恩精神与我们的时代”国际论坛,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加两国的“白求恩的孩子们”一起继续白求恩的旅程。在李彦看来,白求恩是加拿大的,更是中国的,她有责任为更多的仍然留在中国的“白求恩的孩子们”还原一个真实的白求恩:因为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真实英雄人物,我不想采用虚构的方式随意发挥想象力,以免由于自己的认知有限而造成对历史人物的曲解和误读。进行小说创作时,我会为了增强艺术感染力和可读性而虚构人物、故事情节和细节。但在撰写纪实作品时,心里则会有重重顾虑,生怕歪曲了历史真实,误导读者,因此一定会尽最大可能,让所用材料都有来源和出处,尽量遵循真实可信的原则。我在青年时代曾接受过的三年新闻写作训练,使我这样做时得心应手。当然,由于出国几十年来我已习惯了小说创作的写法,因此在忠于史料的前提下,我同时也会采用小说创作的语言表述,并在情节构思上借鉴小说技巧,增强作品的可读性。这大概就是?creative non-fiction?这一类型文学作品的意思吧。
 
      李彦的《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解开了一个长达70多年的谜。白求恩临死前留下了一个很长的遗嘱,将身边的东西都分给八路军的战友,其中,“那面缴获的日军大旗留给莉莲”。《尺素天涯》发表前,没有中国人知道莉莲是谁。2013年,为了推动一个与白求恩相关的文化项目,李彦拜会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得知该会发现毛泽东与白求恩的合影照片。李彦按图索骥找到了照片的拥有者比尔·史密斯,由此打捞出白求恩被掩埋在历史深处的情感碎片。李彦并未深究白求恩早期的情感生活,而是聚焦白求恩最后的,也是跟中国抗日战争有关的情感生活,以边缘的视角,将白求恩丰富而崇高的人格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根据莉莲儿子比尔·塞西尔·史密斯的回忆,正是莉莲指引白求恩,“你应该去中国,中国才是你的战场”。白求恩曾给莉莲写过无数封信,其中在1939年8月15日,也就是白求恩临终前几个月写给莉莲的最后一封信(同一天,白求恩也给加拿大共产党领导和同志们分别写了一封信),莉莲没有上交给加拿大共产党组织,而是悄悄地保留了下来,直到36年后她离开人世。而她的儿子发现母亲的遗物之后,又继续默默地保守着这个秘密长达四十多年。在那封信中,白求恩告诉莉莲,他马上要回加拿大,为八路军募款买药,如果她初衷未改,就随他一块回中国,并肩战斗。这是与同为加拿大共产党党员,一起曾经战斗过的莉莲的“同志式”的爱情。白求恩最后这段热烈爱情证实:他在中国并非成为一个修道士式的“纯粹的”人。同时,《尺素天涯》也花了不少笔墨呈现白求恩与八路军驻地附近的一位基督教女传教士凯瑟琳的暧昧情愫。他们有一样的人道关怀,但信仰有分歧,救赎的途径各异。最终,凯瑟琳成为中国人民抗战队伍的成员,突破日军和伪军的封锁,买到了八路军急需的医疗用品。耐人寻味的是,凯瑟琳与加拿大女护士简·尤恩的临终遗嘱都要求将骨灰送往中国,埋葬在白求恩的陵墓旁,与他在天国相伴。
 
      这最后的爱,与中国结合的爱,与信仰、理想结合的爱,是理想主义者李彦的白求恩情结所系,是她工作理性以外的情感动力。白求恩是她心目中理想的男性,也是楷模和偶像。长篇小说《海底》的女主人公江鸥视加拿大为理想的世界就是源于对白求恩的崇拜。她曾在陷入孤独与失望时,驱车数百公里前往安大略格雷文赫斯特白求恩故居,寻找精神支柱。白求恩成为她在沉入生活的海底时的引领力量,正如当年莉莲对白求恩的引领。李彦心中的、笔下的白求恩是与中国“致命”结合的白求恩。是她们这一代人,这一代女性特殊的珍藏。
 
      对于薛忆沩,他将文学视为自己的宿命,他的一生终将是这种苛求的祭品。他将想象力的边界作为文学创作的边界,始终与历史缠斗在一起。薛忆沩借助于想象,撕开历史记忆的伤口,将历史的乖讹与荒诞还原为现实的存在,达到“诗”比“史”更接近真实的艺术效果。在白求恩书写上,薛忆沩扮演了两种身份。他是一个存在主义式的小说家,也是一个历史研究的学者。出入于两种身份之间,薛忆沩将白求恩作为其小说哲学的阐释对象。白求恩谜一样的信仰转变、情感生活,都非常符合薛忆沩一贯的的文学趣味,以及迷宫式的叙事策略。
 
      《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的素材对应了白求恩本人写作——1938年由加拿大和平与民主联盟印成的小册子《从汉口到西安》。如果说,李彦从“无”中打捞出“有”,薛忆沩却从“有”出发走向对“无”的想象。对比薛忆沩与白求恩的书写,不难发现薛忆沩只是借白求恩这段最后的路程,抒写全球化时代一个流动的生命个体的生存困惑。改写是颠覆性的,结构上,作者在正文之外设置了“序”和“尾声”,添加了两个历史见证人:“我父亲”——白求恩当年的随行翻译,“我”——见证白求恩以及“我”父亲在历史中的遭遇。但作者真正的目的是借他们的在场颠覆单一的历史叙事。内容的改动也非常大,现实中白求恩的前妻弗兰西丝被置换为同行的护士,并且在空袭中死去。正文则是寄给虚构的前妻玛瑞莲的信。最基本的史实——这段行程的时间也做了改动,基督教传教士布朗医生也被提前安排到这段路程当中。更饶有意味的是,在2009年结集出版的时候,虚构的小说《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随笔《“专门利人”的孤独》、译文《白求恩书信一束》被编排在一起,形成既相互阐释,又相互拆解的解读模式。
 
      这样的“刻意”也出现在长篇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当中。小说创作的缘起是出版社关于白求恩传记的约稿,计划于2009年11月12日——白求恩辞世70周年的纪念日出版。但作者与出版社关于“真实”的理解出入很大,保存在加拿大和中国的两部分白求恩档案到底哪一个部分更真实,作者试图寻找隐藏在两部分档案之间的神秘联系。从真实出发的传记写作,最后的成品变成了虚构性的小说,但谁又能断言,小说的真实性不如传记呢。对于真实的“偏见”形成薛忆沩的历史哲学。“有时候,我真的觉得‘真实’是一个恶魔。它总是在伺机伏击我们纯洁的想象。”
 
      三、信仰与激情
 
    李彦与文学只是一种偶遇,她的作家梦是业余的。创作的初衷与后来的有意而为都与其工作身份有关。李彦成名作《红浮萍》的英文题目是“红土地的女儿们”(Daughters of Red Land)。作为红色革命家庭后代的李彦,尽管家族三代女性都经历革命年代的动荡与漂泊,她始终叩问信仰。“直到今天,对那个从多年前便开始在欧洲徘徊的理想最终能否在人类实现,我虽然感到困惑,却并未绝望。”学者贺绍俊认为,李彦的小说对红色资源的处理,在思想层面并没有超越或叛离中国当代文学既有的阐释,“对苦难的叙述在意义和价值层面并没有触动国内关于历史的主流评价。……但她在客观呈现的同时,却能够触摸到历史体验中超越了具体是非的精神内涵,即人的精神信仰的永恒困惑。”李彦身处加拿大主流社会,并不以放弃自身的文化立场,否定革命年代为代价。相反,她被加拿大主流文学认可的是对于中国当代革命历史的真诚面对。革命作为信仰的一种,它的历史性存在是有其合理性的,并不能因时代变迁而简单地自我否定,对信仰的追寻本身就具有普世性的意义。“她展示给读者的不是简单地黑白分明的人性,而是真实生活中常常使人徘徊于正确与错误的界限之间,很难找到答案的复杂的道德观。”李彦小说在当代中国遇冷是中国当代文学如何调整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书写与评价尺度的重大课题的一部分。从正说革命到颠覆解构,或是戏说酷评,都不是正常的文艺批评。严歌苓等海外作家用西方价值系统重新组织中国红色资源的叙述,开拓红色资源的阐释空间,符合正在积极融入世界体系的当下中国的社会心理需求。而李彦在信仰问题上,寻找与加拿大主流社会对话的可能,不追逐冷热,对影响几代中国人命运的精神遗产穷追不舍。李彦的写作及其文化活动虽属冷门,却值得身处海外的学者、作家们正襟思考。
 
      女性作家对精神偶像的寻找往往寄托着对现实生活中男性生存状况的思考,李彦的白求恩情结也有类似的成分。李彦的小说几乎都以女性为刻画对象,那些在不同的国度,在各式的生活中挣扎、沉浮的女性主人公,或多或少都继承了红色年代的精神遗产。与之相对照的是,李彦笔下的男性——大多数是盲目投奔西方的知识分子,工科博士也罢,访问学者也好,他们身上往往都弥漫着“内心黑洞洞的孤寂和抹不掉的脆弱”。理想男性的缺失,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富有阳刚气质的革命年代的消逝,让李彦开始寻找白求恩。
 
      薛忆沩则以“异乡人”的共同身份寻找与白求恩的越界神交。白求恩为什么必须“去”中国,而我又为什么“来”蒙特利尔。两个人相向而行,走向异乡,共享孤独。薛忆沩使写作成为“献给孤独的挽歌”。在长期被塑造的无私、伟大的形象背后,薛忆沩看到了昔日偶像极端“利己”的一面——一个对生命的存在有着强烈质疑,同时又不断自我反抗(救赎)的痛苦的人。薛忆沩试图理解一个具有浓烈艺术家气质的革命者。混乱是生活的本质,脆弱是生命的共性,行走是唯一的救赎方式。“我就是行走的影子”,“如果我停止了行走,我的灵魂就会哗变,我的身心就会分裂”。在生与死的边界上,作者让白求恩与布朗以及弗朗西丝还有领队之间,多次展开关于天堂的对话与辩论:基督教传教士唯一的和永恒的天堂,贫困的奋斗者流动的天堂,革命者具体可及的天堂,怀特大夫——一个无神论者永远无法抵达的激情的天堂。天堂、信仰是所有激情的归宿。薛忆沩以文献档案为想象基础,用文学书写不断发掘“真实”的白求恩,理解历史上的白求恩,建立薛忆沩式的白求恩当代叙事学。
 
      作为前线最老的战士,白求恩不仅实践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同时也在追逐风暴中心,体验狂放的生命美学。“现在我是在这个战争的中心的中心。现在我能真正体味这场惊天动地的斗争的奇异而崇高的精神。”很多时候他非理性地强烈要求置身前线,他的流动战地医疗队曾经距离战区不超过五公里,在遭遇战中,甚至直接处于敌人的炮火轰炸之下。他并不畏惧死亡,肺结核已经让他体验过死亡。面对可能挽救生命的截肢,他选择拒绝。“外科医生对他而言已经远远不是一个职业,它所隐含的戏剧性和穿透力就是他生活方式的最好诠释,能浓缩他整个人生的意义。”他永远都在反抗凝滞的生命秩序,永远生活在别处——或对平庸的生活进行美学的革命,或献祭于对抗邪恶的战争中。
 
      一切的追溯源于当下的混乱,“白求恩的孩子们”是混乱之后的身份认同,一个精神共同体。借由白求恩书写,打开历史叙事以及语言的边界,李彦、薛忆沩对红色精神遗产进行集体溯源。在史学与文学之间,他们的书写不是白求恩“存在之谜”的终极谜底,而是拓展了白求恩叙事的边界,为白求恩叙事提供了更开放的想象空间。介于中加之间,不回避、不追逐热点,清醒而独立地审视个人的也是民族的现代(革命)精神史,是李彦、薛忆沩的创作理性与文学担当。(作者:陈庆妃,女,华侨大学文学院、海外华人文学暨台港文学研究中心副教授,文学博士。
 
      本文系 “华侨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15SKBS306);“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专项经费资助项目”(HQHRYB2015-06)
      

薛忆沩:《通往天堂的最后一段旅程》,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泰德·阿兰,塞德奈·戈登:《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大夫的故事》,巫宁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34页。
罗德里克·斯图尔特,莎朗·斯图尔特:《不死鸟:诺尔曼·白求恩的一生》,柳青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第3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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