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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确实生大病了 ——从福奇听证、党争失控、债务膨胀到对外战争看美国的制度性危机
中华新闻网 2026-08-04 10:18
2026年7月29日，美国参议院举行安东尼·福奇听证会。这位曾经领导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近四十年、在新冠疫情期间频繁出现在世界媒体上的美国最高公共卫生官员，面对参议员提出的111个问题，连续援引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拒绝作出实质回答。
这些问题涉及美国政府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相关项目的间接资助、功能获得研究、疫情起源、政府内部邮件和日记、学校关闭、口罩及疫苗政策，以及福奇此前向国会所作陈述是否真实等重大事项。
福奇依法有权避免自证其罪。但是，一个曾经反复要求美国人民“相信科学、相信政府”的高级官员，在接受拜登总统长达约十一年的全面预防性赦免后，又在国会听证会上对111个问题全部闭口不答，无论在法律上如何解释，在政治和道义上都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
如果一切光明磊落，为什么需要如此宽泛的赦免？既然已经获得赦免，为什么又不能面对国会和公众，把事情讲清楚？
福奇听证会不是美国所有问题的起点，却像一面镜子，把这个国家近年来不断积累的制度裂缝集中映照了出来。
我无意与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为敌。恰恰相反，我长期生活在北美，尊重美国人民在科技、教育、企业创新和社会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也理解美国曾经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战后国际秩序作出的重要贡献。
但是，尊重一个国家，不等于对它的问题视而不见；关心美国，也不等于只能说美国的好话。
今天的美国，确实生病了，而且生的不是一场普通感冒，而是一场涉及政治制度、领导人筛选、财政结构、社会治理和国际战略的综合性重病。
一、赦免权成为政治保护伞，法律面前还能人人平等吗
美国宪法赋予总统极其宽泛的联邦赦免权。总统可以赦免已经被法院判罪的人，也可以在一个人尚未被起诉之前给予“预防性赦免”。
这项权力最初是为了纠正冤案、减轻过重刑罚、结束战争和推动社会和解。然而近年的事实表明，它越来越可能被总统用来保护亲属、政治盟友和同一阵营的人。
拜登在离任前赦免自己的儿子亨特·拜登，又给予福奇、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及调查国会山事件的有关人员预防性赦免。其理由是防止特朗普政府进行政治报复。
特朗普重新上台后，则对大批涉及2021年1月6日国会山事件的人员实施集体赦免或减刑，其中不仅包括非法进入国会建筑者，也包括已经因暴力行为或组织行动被法院判刑的人。
从美国宪法的技术层面看，这些赦免大多可能合法；但合法并不必然等于合理，更不必然代表公平正义。
如果总统可以赦免自己的儿子、保护本党官员，又可以赦免支持自己的政治群众，那么法院审判、陪审团裁决和检察机关调查还有多少实际权威？
普通人犯法，需要承担后果；有权势、有关系、站对政治阵营的人，却可能得到总统一纸赦免。这虽然披着宪法权力的外衣，实际效果却可能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
形式上合宪，实质上损害法治——这正是美国今天的一种制度性疾病。
二、两党从政策竞争走向敌我斗争
民主政治当然需要党派竞争。但是，正常竞争应当建立在一个基本共识之上：
我反对你的政策，但承认你通过合法选举获得执政权；我希望下次击败你，却不把你和你的支持者视为国家的敌人。
今天的美国越来越不是这样。
民主党和共和党不仅争论税收、医保、移民、枪支、堕胎和外交政策，而且越来越相互否定对方的政治合法性。共和党人指责民主党操纵选举、控制司法、放任非法移民；民主党人则指责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威胁民主制度、走向个人独裁。
不同党派的美国人仿佛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国家，收看不同的媒体，相信不同的事实，接受不同的历史叙述，甚至对同一场选举、同一场战争和同一宗刑事案件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美国总统、参众两院、最高法院和联邦机构原本应当相互制衡，现在却常常相互掣肘。预算难以及时通过，政府反复面临停摆；债务上限被当作政治武器；国会调查越来越像党派审判；法院任命越来越取决于政治立场；总统则不断通过行政命令绕过国会。
于是，美国政府可以在短时间内调动航母、轰炸机和导弹攻击别国，却可能用十年时间也建不好一条铁路、解决不了一片贫民区，更无法就枪支、医保、移民和住房形成稳定而持久的政策。
这种制度不是完全没有权力，而是权力配置严重失衡：对外动武时异常强大，治理内部问题时却步履蹒跚。
三、美国总统选举还能选出最适合治理国家的人吗？
美国总统选举越来越像一场由金钱、媒体、情绪和党派动员共同决定的超级真人秀。
一位优秀总统需要具备战略判断、行政管理、财政知识、外交能力、道德责任和稳定人格；但赢得美国总统选举所需要的，却往往是巨额筹款、媒体曝光、语言攻击、塑造敌人和煽动基本盘的能力。
两套能力并不完全相同。
拜登就任总统时已经78岁，离任时82岁。他的年龄本身不能证明他不能治理国家，但其记忆、语言表达、身体状况及工作能力不断受到质疑。更令人担忧的是，白宫幕僚、家人和民主党是否曾经为了维持政权和选举利益，没有及时、充分地向美国人民披露总统的真实状况。
至于所谓第一夫人“坐镇办公室、代替总统决策”，目前没有足够证据可以作为事实；但是总统的家人和少数幕僚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信息、日程和人员接触，确实值得制度性追问。
特朗普则走向另一个极端。
他具有强大的群众动员能力、媒体直觉和破坏旧秩序的能力，也曾长期经营房地产、酒店、赌场及品牌业务。但是，其相关企业曾六次进入破产重组，大量诉讼长期伴随其商业和政治生涯。
特朗普证明了自己善于竞选、善于制造议题、善于打破规则，却没有充分证明自己同样善于建立一套稳定、公平、可持续的新秩序。
经营房地产项目与管理一个拥有三亿多人口、控制世界最大军事力量和核武库的国家，毕竟不是同一回事。地产商可以高杠杆经营、与债权人重新谈判、把部分失败成本转嫁出去；国家领导人如果用同样的方法处理财政、关税、盟友和战争，后果却要由全体人民乃至世界共同承担。
美国总统选举似乎越来越善于选出最会赢得选举的人，却未必能够选出最适合治理国家的人。这不能不说是美国政治制度的深层问题。
四、世界最富国家，为何容不下自己的穷人？
美国拥有世界领先的大学、科技企业、金融市场和军事力量。然而，根据美国政府数据，2024年1月的一个统计夜，全美约有77万人处于无家可归状态，达到有统计以来的最高水平。
他们有人睡在街头、桥下、地铁和汽车里；有人患有精神疾病；有人被毒品控制；有人是退伍军人、失业工人、家暴受害者或付不起房租的普通家庭。
美国药物过量死亡人数近两年虽然明显下降，但2025年初步估计仍接近七万人。芬太尼、甲基苯丙胺和其他毒品继续摧毁大量家庭。
枪支问题同样触目惊心。枪支自杀、凶杀、校园枪击和社区暴力，使一个高度发达国家的普通民众长期生活在不应有的恐惧之中。
美国不是没有钱。问题在于钱花到哪里，国家优先保护谁。
当无家可归者在华盛顿、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街头露宿时，美国国会却可以迅速为海外战争和军事援助找到数百亿美元；当大批成瘾者得不到长期治疗时，美国却可以出动最先进的航母、隐形轰炸机和远程导弹，在地球另一端持续进行军事行动。
这不是说停止一场战争，第二天就能解决所有无家可归和毒品问题。美国国内危机还涉及住房供应、地方规划、精神医疗、贫富分化和政府治理效率。
但国家预算从来不只是会计数字，它反映的是政治选择和价值排序。
一个政府能迅速找到钱去轰炸远方的国家，却长期不能为本国穷人提供住房、戒毒和医疗，人们当然有理由追问：这个国家的优先次序是不是出了问题？
五、物价上涨、债台高筑，美元特权还能支撑多久？
疫情期间，美国政府为了避免经济崩溃，大规模发放补助、救助企业、降低利率并扩大货币和财政投入。这些措施在危机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也与供应链中断、能源上涨等因素共同推动了严重通货膨胀。
到2026年6月，美国消费者物价仍比一年前上涨3.5%。通胀率虽然较高峰下降，但价格并没有回到从前。食品、住房、保险、医疗和能源的累计涨幅，仍然压在普通家庭身上。
更严重的是联邦债务。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2026财年联邦财政赤字约为1.9万亿美元，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相当于GDP的101%；到2036年，年度赤字可能扩大至3.1万亿美元，公众持有债务升至GDP的120%。
2026年，仅联邦债务净利息支出就预计超过一万亿美元。
一个国家如果不断借新债、付旧债、再为利息继续借债，就会逐渐陷入危险循环：利息支出挤压教育、基建、医疗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恶化又加剧社会不满，政治人物为了争取选票继续减税或增加支出，债务于是进一步扩大。
美国之所以还可以长期负债，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元仍是世界主要储备和结算货币。世界各国需要美元，也需要持有美国国债，这给了美国其他国家没有的财政空间。
但是，如果美国不断把美元、制裁和资产冻结当作地缘政治武器，又不断扩大债务和赤字，其他国家必然逐步寻找替代渠道。
美元不会一夜倒下，但霸权货币通常不是突然消失，而是在几十年间被慢慢削弱。英镑当年的衰落就是如此。
六、从阿富汗、伊拉克到今天的中东，美国为何总想用炸弹解决问题？
美国拥有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也越来越习惯用军事手段处理政治问题。
阿富汗战争持续二十年，美国最终撤军，塔利班重新掌权；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却造成长期动荡、宗派冲突和地区力量失衡。两场战争不仅造成大量军人和平民伤亡，也给美国纳税人留下数万亿美元的直接与长期成本。
近年来，美国继续大规模支持以色列，并以保护盟友、遏制伊朗、维护航运和地区安全等理由，在中东不断扩大军事介入。
任何国家都有保护自己和盟友的权利，以色列人民的生命值得保护；但巴勒斯坦人、伊拉克人、阿富汗人、伊朗人的生命同样值得保护。妇女和儿童不会因为出生在不同国家，就具有不同的人类价值。
所谓“精准打击”，也无法完全消除情报错误、住宅被毁、医院停运、儿童死亡和大量难民产生的后果。
摧毁一座桥梁、一栋建筑或一个军事基地，可能只需要几分钟；重建一个社会、治愈仇恨和创伤，却需要几代人的时间。
美国总统虽然名义上受到国会制衡，却越来越经常依据总司令权、旧有军事授权、反恐需要或保护美军等理由，在没有正式宣战的情况下发动军事行动。
战争权从国会不断滑向总统个人，这是又一个危险信号。
当一个国家越来越习惯用制裁、威胁和轰炸解决国际争端，它表面上显示的是强大，深层反映的也可能是外交想象力和政治解决能力的衰退。
七、美国是否正在重走大英帝国落幕的老路？
今天的美国与当年走向衰落的大英帝国，确有若干相似之处：
全球军事承诺过多，维持霸权的成本不断上升；国内债务沉重，社会矛盾加剧；制造业受到外部竞争；货币特权开始缓慢减弱；越来越多盟友和发展中国家寻求战略自主；政治精英仍习惯用过去的帝国眼光看待已经变化的世界。
历史上的帝国往往不是等到国力完全耗尽才衰落，而是在自身实力相对下降以后，仍然坚持承担超出能力的全球目标，最终被军事扩张、财政债务和内部矛盾共同拖累。
但是，美国并不等同于昔日英国。
美国拥有广阔国土、丰富能源和农业资源、三亿多人口、世界领先的科技企业和大学、强大的资本市场，以及目前仍无其他货币可以完全替代的美元。2025年，美国仍位列世界创新指数第三，在人工智能、软件、芯片设计、生物医药、金融和风险投资等领域保持巨大优势。
因此，美国不是明天就会崩溃，也没有进入无可挽回的末日。
真正的问题是：美国还能不能正视自己的疾病，愿不愿意接受一个多极化世界，能不能把国家资源从无限扩张和党派斗争中，重新用于人民、社会和长期建设？
结语：最危险的不是相对衰落，而是拒绝承认世界已经改变
我认为，美国已经生了大病。
这场病的症状不是单一总统、单一政党或一次经济危机，而是：
两党从竞争走向仇视，选举越来越难以筛选出最适合治理国家的领导人；总统权力不断个人化，赦免权成为亲属和政治阵营的保护伞；国会难以解决长期问题，债务与利息不断吞噬国家未来；社会贫富分化、无家可归、毒品和枪支问题长期存在；对外政策则过度依赖制裁、威胁和战争。
但是，说美国生了大病，并不是希望美国倒下。
美国一旦发生严重动荡，受害的不仅是美国人民，也会影响加拿大、中国和整个世界。一个能够恢复理性、尊重国际法、改善人民生活并与其他国家和平共处的美国，符合全世界的利益。
美国最需要做的，不是继续证明自己能够轰炸多少国家、制裁多少企业、印发多少美元，而是重新证明：
它能否让法律真正平等地约束权力，能否选出德才兼备的领导人，能否让自己的人民有房可住、有病可医、有安全而有尊严的生活，能否在世界发生变化以后，学会以合作而不是霸权维护自身利益。
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不在于它能让多少国家害怕，而在于它能让多少人民信任，让多少国家愿意合作，让自己的下一代看到希望。
如果美国能够重新找回这种力量，它仍可能治愈自己的疾病；如果它拒绝承认已经生病，继续用更多债务、更多党争、更多制裁和更多战争维护过去的绝对霸权，那么，大英帝国落幕的历史就不会只是一面遥远的镜子。
它可能成为美国正在走近的未来。（2026年8月3日于多伦多）（文：霍文翔）
这些问题涉及美国政府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相关项目的间接资助、功能获得研究、疫情起源、政府内部邮件和日记、学校关闭、口罩及疫苗政策，以及福奇此前向国会所作陈述是否真实等重大事项。
福奇依法有权避免自证其罪。但是，一个曾经反复要求美国人民“相信科学、相信政府”的高级官员，在接受拜登总统长达约十一年的全面预防性赦免后，又在国会听证会上对111个问题全部闭口不答，无论在法律上如何解释，在政治和道义上都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
如果一切光明磊落，为什么需要如此宽泛的赦免？既然已经获得赦免，为什么又不能面对国会和公众，把事情讲清楚？
福奇听证会不是美国所有问题的起点，却像一面镜子，把这个国家近年来不断积累的制度裂缝集中映照了出来。
我无意与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为敌。恰恰相反，我长期生活在北美，尊重美国人民在科技、教育、企业创新和社会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也理解美国曾经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战后国际秩序作出的重要贡献。
但是，尊重一个国家，不等于对它的问题视而不见；关心美国，也不等于只能说美国的好话。
今天的美国，确实生病了，而且生的不是一场普通感冒，而是一场涉及政治制度、领导人筛选、财政结构、社会治理和国际战略的综合性重病。
一、赦免权成为政治保护伞，法律面前还能人人平等吗
美国宪法赋予总统极其宽泛的联邦赦免权。总统可以赦免已经被法院判罪的人，也可以在一个人尚未被起诉之前给予“预防性赦免”。
这项权力最初是为了纠正冤案、减轻过重刑罚、结束战争和推动社会和解。然而近年的事实表明，它越来越可能被总统用来保护亲属、政治盟友和同一阵营的人。
拜登在离任前赦免自己的儿子亨特·拜登，又给予福奇、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及调查国会山事件的有关人员预防性赦免。其理由是防止特朗普政府进行政治报复。
特朗普重新上台后，则对大批涉及2021年1月6日国会山事件的人员实施集体赦免或减刑，其中不仅包括非法进入国会建筑者，也包括已经因暴力行为或组织行动被法院判刑的人。
从美国宪法的技术层面看，这些赦免大多可能合法；但合法并不必然等于合理，更不必然代表公平正义。
如果总统可以赦免自己的儿子、保护本党官员，又可以赦免支持自己的政治群众，那么法院审判、陪审团裁决和检察机关调查还有多少实际权威？
普通人犯法，需要承担后果；有权势、有关系、站对政治阵营的人，却可能得到总统一纸赦免。这虽然披着宪法权力的外衣，实际效果却可能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
形式上合宪，实质上损害法治——这正是美国今天的一种制度性疾病。
二、两党从政策竞争走向敌我斗争
民主政治当然需要党派竞争。但是，正常竞争应当建立在一个基本共识之上：
我反对你的政策，但承认你通过合法选举获得执政权；我希望下次击败你，却不把你和你的支持者视为国家的敌人。
今天的美国越来越不是这样。
民主党和共和党不仅争论税收、医保、移民、枪支、堕胎和外交政策，而且越来越相互否定对方的政治合法性。共和党人指责民主党操纵选举、控制司法、放任非法移民；民主党人则指责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威胁民主制度、走向个人独裁。
不同党派的美国人仿佛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国家，收看不同的媒体，相信不同的事实，接受不同的历史叙述，甚至对同一场选举、同一场战争和同一宗刑事案件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美国总统、参众两院、最高法院和联邦机构原本应当相互制衡，现在却常常相互掣肘。预算难以及时通过，政府反复面临停摆；债务上限被当作政治武器；国会调查越来越像党派审判；法院任命越来越取决于政治立场；总统则不断通过行政命令绕过国会。
于是，美国政府可以在短时间内调动航母、轰炸机和导弹攻击别国，却可能用十年时间也建不好一条铁路、解决不了一片贫民区，更无法就枪支、医保、移民和住房形成稳定而持久的政策。
这种制度不是完全没有权力，而是权力配置严重失衡：对外动武时异常强大，治理内部问题时却步履蹒跚。
三、美国总统选举还能选出最适合治理国家的人吗？
美国总统选举越来越像一场由金钱、媒体、情绪和党派动员共同决定的超级真人秀。
一位优秀总统需要具备战略判断、行政管理、财政知识、外交能力、道德责任和稳定人格；但赢得美国总统选举所需要的，却往往是巨额筹款、媒体曝光、语言攻击、塑造敌人和煽动基本盘的能力。
两套能力并不完全相同。
拜登就任总统时已经78岁，离任时82岁。他的年龄本身不能证明他不能治理国家，但其记忆、语言表达、身体状况及工作能力不断受到质疑。更令人担忧的是，白宫幕僚、家人和民主党是否曾经为了维持政权和选举利益，没有及时、充分地向美国人民披露总统的真实状况。
至于所谓第一夫人“坐镇办公室、代替总统决策”，目前没有足够证据可以作为事实；但是总统的家人和少数幕僚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信息、日程和人员接触，确实值得制度性追问。
特朗普则走向另一个极端。
他具有强大的群众动员能力、媒体直觉和破坏旧秩序的能力，也曾长期经营房地产、酒店、赌场及品牌业务。但是，其相关企业曾六次进入破产重组，大量诉讼长期伴随其商业和政治生涯。
特朗普证明了自己善于竞选、善于制造议题、善于打破规则，却没有充分证明自己同样善于建立一套稳定、公平、可持续的新秩序。
经营房地产项目与管理一个拥有三亿多人口、控制世界最大军事力量和核武库的国家，毕竟不是同一回事。地产商可以高杠杆经营、与债权人重新谈判、把部分失败成本转嫁出去；国家领导人如果用同样的方法处理财政、关税、盟友和战争，后果却要由全体人民乃至世界共同承担。
美国总统选举似乎越来越善于选出最会赢得选举的人，却未必能够选出最适合治理国家的人。这不能不说是美国政治制度的深层问题。
四、世界最富国家，为何容不下自己的穷人？
美国拥有世界领先的大学、科技企业、金融市场和军事力量。然而，根据美国政府数据，2024年1月的一个统计夜，全美约有77万人处于无家可归状态，达到有统计以来的最高水平。
他们有人睡在街头、桥下、地铁和汽车里；有人患有精神疾病；有人被毒品控制；有人是退伍军人、失业工人、家暴受害者或付不起房租的普通家庭。
美国药物过量死亡人数近两年虽然明显下降，但2025年初步估计仍接近七万人。芬太尼、甲基苯丙胺和其他毒品继续摧毁大量家庭。
枪支问题同样触目惊心。枪支自杀、凶杀、校园枪击和社区暴力，使一个高度发达国家的普通民众长期生活在不应有的恐惧之中。
美国不是没有钱。问题在于钱花到哪里，国家优先保护谁。
当无家可归者在华盛顿、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街头露宿时，美国国会却可以迅速为海外战争和军事援助找到数百亿美元；当大批成瘾者得不到长期治疗时，美国却可以出动最先进的航母、隐形轰炸机和远程导弹，在地球另一端持续进行军事行动。
这不是说停止一场战争，第二天就能解决所有无家可归和毒品问题。美国国内危机还涉及住房供应、地方规划、精神医疗、贫富分化和政府治理效率。
但国家预算从来不只是会计数字，它反映的是政治选择和价值排序。
一个政府能迅速找到钱去轰炸远方的国家，却长期不能为本国穷人提供住房、戒毒和医疗，人们当然有理由追问：这个国家的优先次序是不是出了问题？
五、物价上涨、债台高筑，美元特权还能支撑多久？
疫情期间，美国政府为了避免经济崩溃，大规模发放补助、救助企业、降低利率并扩大货币和财政投入。这些措施在危机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也与供应链中断、能源上涨等因素共同推动了严重通货膨胀。
到2026年6月，美国消费者物价仍比一年前上涨3.5%。通胀率虽然较高峰下降，但价格并没有回到从前。食品、住房、保险、医疗和能源的累计涨幅，仍然压在普通家庭身上。
更严重的是联邦债务。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2026财年联邦财政赤字约为1.9万亿美元，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相当于GDP的101%；到2036年，年度赤字可能扩大至3.1万亿美元，公众持有债务升至GDP的120%。
2026年，仅联邦债务净利息支出就预计超过一万亿美元。
一个国家如果不断借新债、付旧债、再为利息继续借债，就会逐渐陷入危险循环：利息支出挤压教育、基建、医疗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恶化又加剧社会不满，政治人物为了争取选票继续减税或增加支出，债务于是进一步扩大。
美国之所以还可以长期负债，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元仍是世界主要储备和结算货币。世界各国需要美元，也需要持有美国国债，这给了美国其他国家没有的财政空间。
但是，如果美国不断把美元、制裁和资产冻结当作地缘政治武器，又不断扩大债务和赤字，其他国家必然逐步寻找替代渠道。
美元不会一夜倒下，但霸权货币通常不是突然消失，而是在几十年间被慢慢削弱。英镑当年的衰落就是如此。
六、从阿富汗、伊拉克到今天的中东，美国为何总想用炸弹解决问题？
美国拥有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也越来越习惯用军事手段处理政治问题。
阿富汗战争持续二十年，美国最终撤军，塔利班重新掌权；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却造成长期动荡、宗派冲突和地区力量失衡。两场战争不仅造成大量军人和平民伤亡，也给美国纳税人留下数万亿美元的直接与长期成本。
近年来，美国继续大规模支持以色列，并以保护盟友、遏制伊朗、维护航运和地区安全等理由，在中东不断扩大军事介入。
任何国家都有保护自己和盟友的权利，以色列人民的生命值得保护；但巴勒斯坦人、伊拉克人、阿富汗人、伊朗人的生命同样值得保护。妇女和儿童不会因为出生在不同国家，就具有不同的人类价值。
所谓“精准打击”，也无法完全消除情报错误、住宅被毁、医院停运、儿童死亡和大量难民产生的后果。
摧毁一座桥梁、一栋建筑或一个军事基地，可能只需要几分钟；重建一个社会、治愈仇恨和创伤，却需要几代人的时间。
美国总统虽然名义上受到国会制衡，却越来越经常依据总司令权、旧有军事授权、反恐需要或保护美军等理由，在没有正式宣战的情况下发动军事行动。
战争权从国会不断滑向总统个人，这是又一个危险信号。
当一个国家越来越习惯用制裁、威胁和轰炸解决国际争端，它表面上显示的是强大，深层反映的也可能是外交想象力和政治解决能力的衰退。
七、美国是否正在重走大英帝国落幕的老路？
今天的美国与当年走向衰落的大英帝国，确有若干相似之处：
全球军事承诺过多，维持霸权的成本不断上升；国内债务沉重，社会矛盾加剧；制造业受到外部竞争；货币特权开始缓慢减弱；越来越多盟友和发展中国家寻求战略自主；政治精英仍习惯用过去的帝国眼光看待已经变化的世界。
历史上的帝国往往不是等到国力完全耗尽才衰落，而是在自身实力相对下降以后，仍然坚持承担超出能力的全球目标，最终被军事扩张、财政债务和内部矛盾共同拖累。
但是，美国并不等同于昔日英国。
美国拥有广阔国土、丰富能源和农业资源、三亿多人口、世界领先的科技企业和大学、强大的资本市场，以及目前仍无其他货币可以完全替代的美元。2025年，美国仍位列世界创新指数第三，在人工智能、软件、芯片设计、生物医药、金融和风险投资等领域保持巨大优势。
因此，美国不是明天就会崩溃，也没有进入无可挽回的末日。
真正的问题是：美国还能不能正视自己的疾病，愿不愿意接受一个多极化世界，能不能把国家资源从无限扩张和党派斗争中，重新用于人民、社会和长期建设？
结语：最危险的不是相对衰落，而是拒绝承认世界已经改变
我认为，美国已经生了大病。
这场病的症状不是单一总统、单一政党或一次经济危机，而是：
两党从竞争走向仇视，选举越来越难以筛选出最适合治理国家的领导人；总统权力不断个人化，赦免权成为亲属和政治阵营的保护伞；国会难以解决长期问题，债务与利息不断吞噬国家未来；社会贫富分化、无家可归、毒品和枪支问题长期存在；对外政策则过度依赖制裁、威胁和战争。
但是，说美国生了大病，并不是希望美国倒下。
美国一旦发生严重动荡，受害的不仅是美国人民，也会影响加拿大、中国和整个世界。一个能够恢复理性、尊重国际法、改善人民生活并与其他国家和平共处的美国，符合全世界的利益。
美国最需要做的，不是继续证明自己能够轰炸多少国家、制裁多少企业、印发多少美元，而是重新证明：
它能否让法律真正平等地约束权力，能否选出德才兼备的领导人，能否让自己的人民有房可住、有病可医、有安全而有尊严的生活，能否在世界发生变化以后，学会以合作而不是霸权维护自身利益。
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不在于它能让多少国家害怕，而在于它能让多少人民信任，让多少国家愿意合作，让自己的下一代看到希望。
如果美国能够重新找回这种力量，它仍可能治愈自己的疾病；如果它拒绝承认已经生病，继续用更多债务、更多党争、更多制裁和更多战争维护过去的绝对霸权，那么，大英帝国落幕的历史就不会只是一面遥远的镜子。
它可能成为美国正在走近的未来。（2026年8月3日于多伦多）（文：霍文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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