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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国为先 ——香港三次暴乱事件启示(下)

中华新闻社 2019-08-20 10:28

“一国两制”国为先
——香港三次暴乱事件启示(下)
中华新闻社社评

“一国两制”是为了实现中国统一的目标而创造的方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主要方针，也是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所采用的制度。“一国两制”是指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一国两制”的前提和基础是“一个中国”。国家的主权是不容分割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得到国际承认的。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也是和平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的前提。实行“两种制度”，主体是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统一的国家前提下实行“两种制度”，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港、澳、台特别行政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其中主体是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尊重历史和现实得出的决策。
“一国两制”根本前提是“一国”，中国对香港的国家主权是其他一切涉港事务的最大分母。然而从近年来香港爆发的几次暴乱来看，一群充满政治狂热的激进分子是要通过自己的街头政治为香港争取更大的民主空间，但背后的煽动和操纵者们要的显然不仅限于此，从矛头指向中央政府根据《基本法》原则规定特首人选必须在“爱国爱港”人士中产生之日起，人们就不难发现他们的真实动机是要为香港的未来预设一个巨大而危险的不确定性，是在试图以“颜色革命”的方式达到分裂香港社会、分裂国家的图谋。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危险的鼓吹，是拿香港社会和国家利益为个人的政治野心做铺垫，“港独”之祸在不知“一国”。
由此不得不让人想起，2007年香港回归10周年，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制作的10集大型纪录片《新香港故事》片子里一位主人公说的：“说形式的回归很简单，思想的回归和文化的回归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香港这颗东方明珠，虽然与祖国大陆仅仅隔着一条深圳河，地理上是那么的近，但在一些港人内心仍然还是那么远。
近代以来，由于历史和地缘的特殊性，香港人的政治身份认同始终未能从摇摆和徘徊中稳定下来。1997年回归至今，香港政治中引发争论和分裂的主要议题，都与香港社会复杂的集体政治心理存在着重要关联。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香港人的国家认同仍然处于下滑状态。根据香港大学的调査，从1997年香港回归到2014年中，香港人的国家认同在近些年始终处于严重下滑状态。去年年底所做的一份民调，香港自认为是中国人的大概只有17%，这个是十几年最低的。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作为一个非常自由的国际城市，香港有150年的殖民地历史，香港大学里很多教授都是在国外接受教育，还有很多是外籍人士，香港中产家庭中很多父母都有留学背景，家长中间也有不少是抗拒国家的。家长是这样，怎么能期望他们的子女会对国家有感情？有认同感？看青年人，先要看身边影响他的人，家庭、老师、社会。教师还不单单是大学教师，还有中学教师，他们也是中产阶级。香港最强大的教师团体——教育工作人员协力会，有几万教师，协会领导都属於反对派，而爱国阵营的教师组织人数比之少得多。另外，香港因为早期经济条件不好，都是靠一些社会团体、宗教团体出资办学，香港现在最大的办学团体就是天主教，拥有一百多家学校。香港回归以后，爱国团体办的学校开始增加，但数量还是很少。在殖民时代爱国团体办的学校不受政府资助，回归以后才开始拨地让爱国团体办学。还有香港社会和媒体的影响。今天青年人大都不看报纸了，受的影响都是来自媒体、社交媒体。这些媒体的报导少谈国家的发展、进步和成就，多揭露社会上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青年难免对国家欠认同。
香港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环境，最深层次的矛盾是西方价值观与国内价值观上的差异。香港有150年的殖民地历史，对自由民主等一些基本价值观的理解和国内传统的价值观有着最基本的区别，比如一个强调个人，一个强调集体；一个强调权利，一个强调责任。在港人的多元价值观中，个体、家庭和社会、全球三个层面都占有着重要地位，但是国家层面的认识则相对薄弱。香港人在政治认同问题上的摇摆和困境，本来是长期遭受殖民统治所造成的特殊历史后果，是历史的偶然；但回归后，一些人仍然运用各种手段和途径希望将由历史造成的、香港人在政治认同问题上的迷茫借“一国两制”的特殊制度安排予以保留甚至永远传承下去，意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之内建构起一个政治上的“异邦”，简直岂有此理。
要解开香港社会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困境，陆港两地须携手努力。在新世纪，香港社会有责任以发展的目光看待自身的身份认同、国家政治认同和两地关系等重大问题。内地也要对这个回归的游子创造多多的交流机会。因为价值观的差异，非一时之功，需要长期不懈的融合。在教育方面，首先应当通过国家教育部和香港教育局之间的沟通平台，制定国家层面的教学大纲，同时保障学校和教师在编写教材和组织教学内容方面的自主权。其次，建立学者和教师交流机制。在国情教育方面，派遣大陆学者和教师赴香港教授中国历史课程，以此引导香港学生更加客观和全面地认识中国，只有让其感受到国家之大、国家之难、国家之复杂，才会有认同感或者同理心。
在民生方面，要着力解决香港社会底层的民生问题。在与香港的经济交往中，不仅推动香港经济向前发展，还要在全国的层面保障香港本地缺乏技能的劳工阶层，使其感到有更多的获得感。陆港两地整合机制中更多考虑劳工阶层如何受益的问题，使他们感到祖国的温暖和强大。可以考虑搭建专门机制，为香港社会底层和年轻学生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在交流方面，要建立陆港两地人口跨境交流和流动机制。努力探索建立从香港的小学到大学，推广大陆深度体验项目，鼓励更多香港学生同大陆进行深度体验，如在大陆挑选一所学校进行为期一学期的就读计划。香港学生需要入住在大陆居民家中，接受挑选的大陆居民家庭负责香港学生的安全、饮食起居、学习引导、普通话交流、甚至周末的文化体验活动，通过切身体验加强对大陆的情感认同。实实在在创造条件，鼓励大陆有条件的人和家庭赴港定居与生活，吸引各层港人来大陆就业和生活，给予港人买房、就业、上学和工作的国民待遇，让定居大陆的港人逐步融入大陆的生活。
做到了以上所述，就会出现《新香港故事》面那位从事国民教育很长时间的港人经历的故事。在他的内心，爱国的意识不比别人差，只不过因为历史等各种原因，他可能会淡漠，他是一个曾经好像被遗忘的孩子，但是并没有遗弃，现在他重新回来了，他怎么找到自己的父爱这种感觉呢？他那天晚上参观圆明园自己情不自禁就哭了，那种感情让观众非常感动。其实国家的意识一方面需要去强化、去教育，另一方面国家整个的国力增强了，经济水平提高了，文化蓬勃了，大家自然会认同，就跟孩子对父母和家一样，父母好、家好，光鲜自豪，即便曾经饱经沧桑和磨难，孩子也会对人说：这是我爸，这是我妈，这是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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