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信:难忘在铜川矿务局农场的岁月

中华新闻社 2019-08-22 11:51

难忘在铜川矿务局农场的岁月

李晓信

原设在铜川的渭北煤炭工业公司(先后都称“铜川矿务局”)当年是一个与铜川市政府同一行政级别的煤炭企业管理机构。1968 年初,渭北煤炭工业公司(以下简称渭煤)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要办一座“五七干校”或称“农场”。负责此项工作的领导是渭煤的副总经理白树荣老先生。先生姓白,确也是一头白发,但却精神矍铄、声音朗朗,穿一身深蓝色中山装,一看就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干部。他带领着几个干部模样的人,来到了我的家乡——当年的铜川市王家河公社赵家塬村(现铜川市王益区王家河街道办事处赵家塬村)。

赵家塬村地处原铜川市政府和渭煤两大机关的后院的塬上,地形地貌属于关中平原的残塬区,有塬有山,漆水河和王家河将赵家塬抱在了中间,两水相拥一塬,自然是一个风水宝地了。但这样的风水宝地在那个“极左”盛行的时期,生产队就是不打粮食。村里干部们的认识之一是土地面积太宽(多)。南面从川口蓝公房上个小坡,东面到老虎沟,西边到王家河河流的东岸边,7号、8号信箱、枣园沟、王沟、等处,北面到现在的王益区王家河工业区北,与圪堵村交界处。总面积大约为5000多亩。但当时的总人口不到1000人。每人平均5亩多地。所以认为是广种薄收,出工出力不打粮。由于穷,到了1968年该村点灯还是“油”,犁地还是“牛”。一工(指一个劳动日)只值0.08元-0.5元不等。大部分社员家庭是超支户。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年终一算账还要给生产队倒找钱。

渭煤的领导来到了当年的长在一起的三棵大杨树下,这三棵大杨树像是三棵“七撸八柞半,疙里疙瘩不上算”的大树抱在一起的规模,树荫下,几亩地都被歇的不长庄稼。可今天,树叶哗啦哗啦响,好像成千上万儿郎在鼓掌。大队、小队的领导都来到了树下。白总开门见山的说:“我们渭煤想在你们村开办一个农场,用你们一部分土地,给你们村通水通电,拖拉机免费耕地,办多件好事,你们商量一下,行不行,十天内给我们答复,你们上级的事,你们不管,我们去谈。”

这样的好事还用商量吗?村里干部们异口同声的说:“好事,干!”

于是,当即决定由当年的村党支部书记姚忠义先生为代表,去渭煤公司回话,并代表全村签订有关协议。

就这样,经渭煤领导与原铜川市革委会、公社领导协商,此事得到了市、社两级的支持,赵家塬二队出土地400亩,其他各队也相应拿出了部分土地,签了协议。赵家塬村将赵进学家的一个窑洞给了农场做办公室,就这样渭煤农场(“五七干校”)成立了!

1968年8月的一天,天气热的像蒸笼一样,三棵大杨树下聚满了人,村民们在欢声笑语中迎来了渭煤及农场的几位领导和他们带来的“东方红-54型”拖拉机。

这天来的领导仍由白树荣副总带队外,还有第一任农场场长张经邦老先生。张经邦韩城人士,老游击队员,解放前跟着家乡的老革命到了延安,参加了革命。成立农场就被渭煤任命为场长,第一次来到了现场。随行的还有两个老革命老冯、老胡,以及拖拉机师傅胡志杰。白总等领导和村上、队上的领导在拉话,胡师傅开着拖拉机开始耕地。一会儿功夫,一块地就耕完了。在场的人们无不欢欣鼓舞,都说这铁牛还是厉害,不吃草,力量还大,耕地即深又快,真是个好东西!有了渭煤农场,我们今后耕地再也不用牛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着。

白总说:“我们不仅给你们耕地,还要给你们培养小拖拉机手呢。”队长说:“乃更好么!村里今后肯定需要这样的人才哩。”因为喜欢,我老是围着拖拉机打转转。胡志杰师傅指着又瘦又小的我说:“这个娃就行!”队长赵利益当即表示同意。就这样,我到了渭煤农场,跟随胡志杰师傅开始学习拖拉机驾驶及耕作技术。

胡志杰师傅当年年仅26岁,红润的脸盘上镶嵌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浓眉大眼黑头发,留了一个“一边倒”的头型,给我留下了一个永不磨灭的印象。他从小没了父母,靠哥嫂将其养大,后经姐夫介绍在宜君县政府做通讯员,后经招工到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当了一名铲车、推土机司机。这次成立农场,被总公司百里挑一,选调到了农场。

师傅的技术是一流的。他耕过的地,平平展展,严之合缝,不留死角。机器有了毛病,他一听便知原因,三下两下就修好了。深得领导和农民的好评

师傅的人品也是一流的。在农村耕地,他生活上从不挑三拣四,一碗面条足矣。当时农村流行一句话:说给拖拉机司机抽烟“抽的‘经济’别想犁地;抽的‘大雁塔’,犁地犁不扎;抽的‘大前门’犁地犁的神!”但师傅压根就不抽烟,照样精耕细作,一丝不苟。师傅常说:“咱也是农村人,绝不能忘本。农村人的事就是咱们自己的事。”

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师傅及白云霞大姐对我及我家的关心、关爱之情。

在农场期间,因为秋、麦两料耕地期间,我们要从川口蓝公房以上,一直耕地到王家河圪堵村以北,包括川口、赵家塬、南雷、圪堵村四个大队,十几个村庄,甚至建在田塬村的供电局农场也在我们的耕作之列。估计耕作面积近万亩。所以,每年麦后开始,就要昼夜不停地加班耕作。那时节,我们司徒每天都像“土地爷”一样,只能看到眼睛和牙齿,浑身上下全是土。为此,每逢周六,师傅都要领我到桃园煤矿去洗澡,并吃住在他家的那一间18平方米的房子里。“文革”期间,老父亲被抓,母亲是农村妇女,没有经历过事情,加之身体有病,一下子变得不知所措,神情恍惚。师傅和白云霞大姐将我母亲接到他们18平方米的家里,管吃管喝管住,虚寒问暖,精心安慰。云霞大姐又是医生,即管生活又管医疗,关心备至,使我母亲渡过了这一困苦时期。期间我去接母亲回家,师傅和云霞大姐硬是不让回去,又挽留住了一段时间。试想当时的形势,亲人都不敢相认,可我师父和云霞大姐没有考虑对自己以及家庭的影响,这是多么动人的高风亮节!是我一生不能忘记的情和义。

50年过去了,农场的树长成了林,铜川矿务局农场的人和事使我久久不能忘怀。1968年至1970年渭煤公司及农场为我们村里接通了水、电,解决了多少代人盼望已久的用水、用电难题,用水、磨面再也不用下山去了。一手老茧的老农,手捧从山下引来的山泉水,心里乐开了花。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终于成了现实。现在,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早已不是梦想,家家城乡有房,汽车行囊。人们仍然没有忘记渭煤及农场的无私支援。

农场里那些一心为公、勤勤恳恳的老干部徐文敬、马爱云、秦玉本、李金山、古万正;那些学富五车的老教授、老工程技术人员段基宏老师等;那些不知疲倦、辛勤耕耘的汽车、拖拉机司机师傅们;还有哪位精于园艺的上海人,园艺大师;还有当年在旬邑县马栏镇一带依物资换国军武器的矿务局铁路处长,等等。他们都是我当年最羡慕、最尊敬的人。每当他们被派在拖拉机后打犁沿磨(灰尘很大的苦活)时,我们几个小伙伴都会时不时的换下他们,让他们喘一口气,休息一下。

“文革”后,农场的人们都又回到了领导岗位,有的还担任了铜川矿务局局级领导,当时,我已到铜川制药厂工作,他们都希望我调铜川矿务局工作,但制药厂的领导和同事们对我也挺好的,因之未能成行。段基宏老师还被调到铜川市教育局工作,后又兼任陕西电大铜川工作站的辅导老师,在我上电大期间给了我和同学们精心的指导和帮助。

总之,铜川矿务局农场是我从学校到工作单位的第一站,是培养教育我成长的地方,是一生中永不磨灭的记忆。

        2017年12月5日于西安

 

 作者近照 

李晓信,男,铜川王益人,五十年代人,大学文化、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主管药师、陕西省作协会员。著有文集《感悟—古都情缘》《感悟—沧桑岁月》;在省、市报刊发表诸多文学作品和学术、管理论文。曾获得省、市级多项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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