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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克寒同志系新华社行政和业务体系的重要建构者
中华新闻网 2026-10-24 16:03
新华通讯社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新闻舆论工作重镇，也是我国目前唯一的国家级通讯社，承担着集中统一发布中国党和政府重大与权威新闻的法定职责，党和国家的重大公告和法令、文件等，均受权由新华社统一发布，其本质上是党的政治工作机关，是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与喉舌。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建设，新华通讯社现在既是国家的消息总汇，是全国新闻媒体核心稿件的供稿母机，也是一家世界性的通讯社，建立了覆盖全球的新闻采集网络与多语种、多媒体、多渠道的信息发布体系，是得到国际奥委会认可的唯一非西方国际新闻通讯社。在新华社的发展过程中，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关决策固然起着非常关键、基础性的方向指引作用，而在新华社行政和业务体系的具体建构与形成过程中，作为建国后新华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的陈克寒，无疑也作出了重大的直接贡献。
一
陈克寒（1917-1980），祖籍浙江省慈溪县。1917年7月出生于上海，原名成鹤岭，陈克寒是他入党后从事情报工作时所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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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读完小学后，陈克寒迫于生计，不得不外出做事，因自小勤奋好学，写一手好字，且国文不错，得人介绍，先入上海《晨报》馆当练习生，后在《大美晚报》做外勤记者。在《大美晚报》期间，陈克寒业余参加了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英文夜校，得以阅读《辩证唯物论教程》等进步书籍，与上海左翼作家联盟发生关系。1934年，陈克寒参加左联，入上海法南区大众文化工作委员会，在从事工人夜校与工人读书班、郊区农民小组等工作时，从事文艺创作，在报刊上发表了一批抨击时弊、讽刺国民党官员的杂文，以其言辞犀利、见解深刻而渐引起时人注意。1934年11月，陈克寒加入中国共产党，进入中央特科，先后辗转于上海、福建、四川等地，从事以新闻记者职业为掩护的地下情报工作。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红色中华通讯社设立西安分社，核心任务是通过电台接收陕北红中社电讯，陈克寒为该社重要人员之一，主要的任务是负责刻版油印，向西安党政军机构及各媒体散发，传播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与宣传抗日救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7年3月上旬，西安分社工作结束，陈克寒离开西安，到延安新华总社工作，担任《每日电讯》编辑和《解放》周刊资料员。当时毛泽东主席常在晚饭以后，到该处询问有什么新闻，并发表一些意见。1937年5月，陈克寒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二期学习，同年8月毕业后，到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担任该团通讯股长。1937年11月，陈克寒担任了在临汾的八路军学兵队政治干事和党总支书记之职。
1938年2月学兵队工作结束，陈克寒奉命赴武汉《新华日报》工作，随后作为《新华日报》特派记者赶赴山西，负责敌后战场的新闻采访，在《新华日报》连续发表了大量通讯报道，很多报道如《从西安到延安》《汉奸公审记》等，曾被上海等地报纸加以转载，从而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信念。1938年春夏之交，陈克寒调任汉口《新华日报》驻华北特派记者，到建立不久的晋察冀边区采访。他采写的《模范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长篇通讯，分20次在《新华日报》上连载，使中国广大读者第一次通过报纸对晋察冀边区的创立、发展、巩固和建设的整个过程，有了十分全面、深入而清晰的了解，有力地扩大了我党我军及其抗日根据地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影响。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陈克寒协助何云率领一批工人，携带印刷设备，由武汉经西安，长途跋涉后抵达敌后晋东南地区，于1939年1月1日正式创办了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何云任该报社长兼总编辑，陈克寒任该报副总编辑，负责该报记者训练等工作，并常驻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十八集团军总部。1942年5月28日，何云在五一反“扫荡”中不幸牺牲，陈克寒继任该报社长兼总编辑。
1943年10月，陈克寒调回延安新华社总社工作，1944年担任新华社广播科长，1945年8月，担任新华社第一副社长。1946年2月，兼任新华社副总编辑。1947年7月，新华社总社派陈克寒到刘邓部队组建野战分社。他先到冀鲁豫解放区进行短期调研，随后赶赴华东野战军各前线分社，考察和总结部队分社建设的问题和经验，撰写了向总社提交的介绍华东前线分社的考察报告。12月1日，陈克寒随刘邓大军到达大别山地区，受命筹建新华社鄂豫皖总分社。1948年5月，陈克寒随军转战中原，在河南宝丰地区成立了新华社中原总分社并担任社长，负责中原各解放区宣传和中原野战军的军事报道工作。为培养当时急需的新闻干部队伍，1948年8月26日，新华社中原总分社在中原局新创办的中原大学内开设了新闻系，陈克寒兼任新闻系主任。1948年12月，中原局主办的《中原日报》创刊，陈克寒任该报社长兼总编辑，不久后奉命调回新华社总社，任新华社副社长兼总编辑。1949年11月19日，任新华通讯社社长。1952年4月27日，陈克寒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兼出版总署党组书记，从此结束了其长达20年的新闻工作实践。
二
从1943年10月进入新华总社最高领导机关岗位以后，陈克寒即开始注意从通讯社的发展和正规化建设方面思考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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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脱胎于1931年11月成立于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色中华通讯社，在随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新华社虽然也相继在各地建立了总分社、分社、支社等下属机构，但直到建国前，这些总分社、分社、支社大多都带有着浓厚的地方性，很多总分社、分社、支社，实际上都是地方报纸的采访机构，“他们在工作上是以地方为主，组织上是受地方负责机关的支配。”这种由地方性带来的分散性，在战争和地区被分割的条件下，是正确的和必需的体制性设置，不过1947年6月后，人民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解放区迅速扩大，新解放城市大量增加，中共新闻传播范围从根据地扩展到国统区腹心地区，通信与发行体系被极限拉伸到新的空间，新闻传播的对象、载体以及舆论场域，都在发生剧烈而巨大的变化，这对党的新闻传播体制、结构、队伍和纪律等，都提出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全新要求。
例如，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出延安，《解放日报》被迫停刊，新华社一家这时候承担了通讯社、中央机关报、广播电台的三种功能，原来依附于解放日报社而存在的新华社新闻传播体制，已大大落后于新的环境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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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解放军举行战略反攻后，接连接管石家庄、潍坊、洛阳、盐城等大中城市后，新闻报道不再只针对部队干部战士和农民，还增加了工人、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明绅士、旧公职人员、外侨等全新的对象，受众成份日益多元，原来新闻宣传的内容和框架，都有重构的必要。特别是随着战争不断逼近南京和武汉后，“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不再遥远，我党建国建政的目标日益显豁，西方通讯社、中外舆论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举一动都高度盯防，新闻宣传不仅要对内鼓动，而且在对外广播、国际宣传、城市管理方略、战俘政策宣传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原来新华社相对地方性、分散性的结构体制，不仅使传播效率低下，而且各地在新闻宣传中屡屡出现政出多门、乱提口号、违反党的政策的现象。
1947年7月，陈克寒借到刘邓部队组建野战分社之机，先后赴新华社华东总分社、冀鲁豫解放区等处进行考察和调研，就新华社总社与下属机构之间关系、如何提高新华社的新闻报道质量和工作效率、新闻干部培养等问题，多次向新华社总社提出建议和报告。在新华社的管理体制方面，他当时提出了“加强总分社和分社相互联系，上下通气，真正根据各地具体情况，组织报道”的建议。他指出，由于总分社对冀鲁豫具体情况了解不够，有时布置工作难免不切合实际，致使下面无法予以执行。如此地正开始土地改革，总分社即要求报道复查，现在正开始复查，又一再电催报道生产，实则此地今年并没有专门组织生产，因此报道不出很多问题，最多只能报道个一般概况，而这样的报道实际上并无太多新闻价值。他建议除了总分社经常向分社发布情况通报之类的材料以外，“还须推动分社经常向总分社汇报情况，建立上下情况交换制度。由情况汇报中发现问题，组织报道，并进行思想指导。总社与总分社关系也是同样。”这里，他把加强总社、总分社、支社间联系作为一项“制度”提了出来，足见其识见的高瞻远瞩之处。他在考察冀鲁豫地区新闻报道情况时，专门对该地通讯工作的经验和潜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冀鲁豫地区通讯工作大有发展，地委一级均设支社，县有县报与通讯站，各级发动写信汇报运动，由汇报中逐级提取新闻，在区村干部及工农和知识分子中，同时发动组织通讯员，并在各县设骨干通讯员。通讯组织实际成为群众组织，通讯运动成为群众运动，且有县报作基础，稿件有容纳之所，通讯网较易巩固，但这种方式也有弊端，即各地通讯社实际上担负着地方报纸的一半工作，而“地方上的重报轻社观念，亦须有所改变。”这些观点，可谓是他后来建立集中统一国家通讯社的一种发端与引线。
三
新中国建立以后，原来在战时状态下建立起来的新华社行政和业务体制已经难以适用全国统一后新的形势和要求，其新闻报道此前虽然也作出了很大成绩，但至建国前夕，由于其行政和业务体制的限制，导致其报道远远地落后于实际工作的发展，尤其是原来的报纸和通讯社不分、通讯社依附于报纸而存在的潜在问题日益暴露出来，如当时部队中的一些新华社分社、支社机构，竟然把向全国报道部队和作战的新闻，称为“对外报道”，似乎中央和全国人民是“外人”，许多部队新华社分社、支社对全国性新闻宣传敷衍了事，致使全国军事宣传不够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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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间，新华社总社不断向各总分社、分社发出指示，要求各总分社、分社迅速与报社分开，以适用目前新形势的需要。1950年3月，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改新华社为统一集中的国家通讯社的指示》，指出现在全国已基本解放，新华社原来的分散性不但已不需要，而且已成为一种落后和有害现象。“现在新华社所需要的是强有力的统一和集中。今后新华社的各总分社、分社和支社，除向总社发稿和印发总社稿件外，不应再单独对外发稿；其所有人员，应全部交新华社统一调度与供给。”在把新华社建设为统一集中的国家通讯社的过程中，陈克寒起到了重要的具体设计和建设作用。
陈克寒于1949年11月起接替胡乔木任新华社社长，同时兼任新华社总编辑，可谓是该阶段新华社行政和业务体制的具体决策人和掌舵者。这一时期，他在新华社的行政结构建设方面，主要做了如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在思想和观念上坚决贯彻中共中央与新闻总署的有关决定和指示，主持确立了新华社统一集中的国家通讯社的体制方向，以胜任国家通讯社职务的熟练职业记者为组织统一基础。并积极调动各方面的力量，群策群力，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结束了原来各地新华社分支机构“实为地方报纸采访部”的分散状态，建立起了总社、总分社、分社的垂直领导体系，在思想和观念上实现了新华社的集中统一，被视为新华社建立统一集中的国家通讯社的起点；二是重构新华社作为国家通讯社的行政组织体制与垂直管理体系，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建立总社、各大区总分社、省市分社的三级建制，将分社的人事、业务和发稿等权限，收归总社统一管理，不再隶属地方报社；三是在新华通讯社最高领导层，确立了社长、总编辑、秘书长的行政与业务分工架构，建立并逐渐完善了社委会集体领导下的专业分工体制，并制定了较为详细的分社活动方法与组织形式规范，较好地解决中央通报中指出的“分社组织形式分散、全国观点不强”问题。
在新华社的发稿业务建设方面，正是在陈克寒的主持下，新华社这一时期建立起了系统化的业务采编与发稿体系，首先，在全社内确立了“全国观点”的新闻报道原则，即地方发稿必须服务于全国革命和建设的大局，要能够教育全国干部与广大读者，推动分社从地方视角转向国家通讯社视角；其次，在总社内部，在延续西柏坡时期行政干部减少、业务骨干编稿的好传统基础上，建立了总编室、国内新闻编辑部、国际新闻编辑部、摄影部、参考资料编辑部等专业部门分工，建立了统一发稿标准、通联制度和业务通报制度，并使业务通报成为总社指导全国分社的一种常态化机制；第三，确立新华社成为一个集消息总汇、内参、评论、对外广播于一体的综合新闻业务机构格局，奠定了新华社作为国家通讯社的最终权威发稿地位；第四，搭建对外报道与国际通讯社业务骨架，不断拓展海外新闻业务。这一时期新华社承接了延安时期所形成的对外宣传基础，不断加强英文广播、对外专线建设，增设了平壤分社，向莫斯科和印度派出了记者，持续推动新华社向世界通讯社目标迈进；第五，致力于干部专业化和记者职业化建设，建立了新华社干部和记者培养机构，统一培训标准。在陈克寒主政新华社时期，新华社出台了一系列的社务决议、分社工作条例、发稿规程、通联办法等成文制度。其任内所制定了很多新华社规章条例沿用至今，可谓建国后新华社业务体系与行政体制的实质奠基阶段。
四
陈克寒不仅是一个管理能力很强的新闻机构领导者，而且是一个新闻采、写、编、评各方面都当行本色的新闻工作者，特别是在抗战时期，他在《新华日报》和《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了数量众多的优秀战地通讯和各式评论，很多新闻作品当时曾产生了脍炙人口、不胫而走的社会宣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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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担任新华社社长和总编辑期间，他不仅承担着十分繁重的新华社最高领导工作，他还针对如何写好搞好新闻报道、如何写好新闻等，发表过一些业务性的理论研究文章。这些业务理论文章看似属于新闻业务范畴，其实还是服务于他的建设统一集中的国家通讯社这个大的目标。他认为，作为国家级通讯社，新华社记者所采写的新闻不仅要有全国性观点，而且要在具体的结构、语言、等方面都需力争上游。
1950年8月16日，陈克寒在《人民日报》上专门发表了《克服新闻报道的片面性》的专题文章。他在文章中认为，新闻的根本任务是忠实反映客观实际。因此，新闻报道必须忠实地反映客观事物，揭明它的发展规律。在人民民主的新中国，新闻工作者必须正确反映并指导人民群众的斗争与建设，也只有真正符合事实本来面目的报道，才能起到正确、切合实际的指导作用。如果报道片面，与事实有出入，就会使读者作出不正确判断，甚至损害人民事业。所以，新闻必须真实，必须真正符合事物的本来面目，决不允许歪曲或夸大。一般客观事物都很复杂，其中存在着矛盾，有新、旧因素，有合理的与不合理的方面。对于人民事业来说，存在着有利条件，也存在着不利的条件，他们相互联结。我们的新闻报道既不能不分主从罗列现象，也不能夸大一面，而抹煞另一面，而应把握内在矛盾，区分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作全面、有分析的呈现。陈克寒指出：在我们的新闻报道中，那种向壁虚构、凭空捏造的现象，已经基本上被消灭了，但那种片面性新闻，却不时在报纸上出现。尽管读者不满意，却并未引起我们新闻工作者的足够警惕。显然，这种片面性报道，会损害新闻媒体与群众的关系。如何具体地克服片面性报道呢？陈克寒主张，新闻记者要善于把个别置于全局中去衡量，要辨别出本质与现象、主流与支流。这要求新闻工作者须认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善于从本质上看问题，在纷繁的事实中筛选出真正有价值的新闻，避免以局部真实代替整体真实。显然，在建国初期，陈克寒的这一观点对纠治新闻报道的盲目性、片面性和照搬苏联新闻报道模式的机械性，都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1950年9月13日，陈克寒在《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新闻要有背景》一文。他在文章中系统论述了新闻背景在新闻业务中的必要性与具体用法。陈克寒明确指出，任何新闻都是在一定的环境和历史条件之下产生，因此，新闻报道要正确地反映事物，就常常需要介绍它的背景。介绍新闻的背景，即介绍事物产生的历史和环境，目的在于帮助各种不同的读者更容易正确地了解新闻的内容，掌握新闻的中心思想。新闻背景是新闻不可或缺的因素，介绍新闻背景不能仅仅看作是一个技术问题，而应成为新闻报道的基本规则，也是新闻报道是否具有群众观点的体现。陈克寒指出，我们常常谈到群众观点和辩证法唯物论，但怎样才能将之与新闻报道的实际业务真正结合并表现出来呢？他认为，对于一个新闻记者说来，群众观点首先在于发现与大多数人民利益有关的问题，用简单、明了、生动的文字写出，争取尽可能多的读者了解，使尽可能多的读者了解和接受，这是新闻记者时刻应该关心的第一件要紧事情。记者写作新闻是为了使读者知道世界上变动中的事物，接受新闻所传播的革命斗争和科学建设的知识和经验。要做到这一点，须要作许多方面的努力，其中一个重要办法，就是对于新闻的背景经常作必要的说明。无论观察任何事物，都应该揭露它内在的联系，分析它的时空条件以及生长发展过程。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说明问题和解决问题，以避免新闻的肤浅化和孤立化。这才是我们在新闻报道中所应该采取的科学工作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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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今天之所以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巨大、具有世界声誉的国家通讯社，当然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正确决策的结果，是数代新华人为之努力不懈、辛勤奋斗的结果，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不过，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合抱之木始于毫末，回望新华社从分散性的党的宣传机构发展为集中统一的国家通讯社的历史过程，人们可以发现，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新华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的陈克寒，主持了新华社行政和业务体系转型的具体方案，厘清了此后新华社一个历史时期内在政治上、组织上、业务上全面统一集中的具体行动路径，推动分社从地方报纸的一个采访部门，转变并整合为统一集中的国家通讯社的扎实根基。说陈克寒是建国初期新华社行政和业务体系的第一建构者，完全并不为过。在回望新华社辉煌历史的今天，我们既要记住那些众多埋头苦干、无名英雄的劳绩，更要记住作为新华社在那个关键转型时期直接领航者的陈克寒的巨大贡献！
附件：陈克寒同志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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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克寒（1917—1980），原名成鹤岭，祖籍浙江省慈溪县，1917 年7月出生于上海。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进入中央特科，先后辗转上海、福建、四川等地，以新闻记者职业为掩护从事地下情报工作，是中央特科 "三陈闹四川" 的重要成员之一。
1936 年西安事变后，参与红色中华通讯社西安分社工作。1937 年到延安新华总社工作，曾任《每日电讯》编辑、《解放》周刊资料员。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华日报》特派记者，深入晋察冀边区采访，采写的《模范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长篇通讯在《新华日报》连载 20 次，影响深远。1939 年参与创办《新华日报》华北版，任副总编辑，1942 年何云牺牲后继任社长兼总编辑。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新华社第一副社长、副总编辑，新华社中原总分社社长，《中原日报》社长兼总编辑等职，为培养新闻干部、建设中原解放区宣传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1949 年 11 月任新华通讯社社长兼总编辑，是新中国成立后新华社首任社长。在任期间，主持确立了新华社统一集中的国家通讯社体制，建立总社、总分社、分社三级建制和垂直管理体系，确立社长、总编辑、秘书长分工架构，建立系统化的新闻采编发稿业务体系，制定一系列社务决议和工作条例，是建国初期新华社行政和业务体系的重要奠基者。
1952 年调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兼党组书记。1980 年逝世。
陈克寒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和宣传活动家，为党的新闻事业和新华社的建设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作者简介：
胡正强（1965— 至今），男，中共党员，江苏省睢宁县人，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新闻史论、媒介批评史论。曾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过200余篇学术论文，出版过《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研究》《中国近现代漫画新闻史（上、下）》《中国近现代媒介批评史（上、下）》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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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克寒（1917-1980），祖籍浙江省慈溪县。1917年7月出生于上海，原名成鹤岭，陈克寒是他入党后从事情报工作时所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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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读完小学后，陈克寒迫于生计，不得不外出做事，因自小勤奋好学，写一手好字，且国文不错，得人介绍，先入上海《晨报》馆当练习生，后在《大美晚报》做外勤记者。在《大美晚报》期间，陈克寒业余参加了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英文夜校，得以阅读《辩证唯物论教程》等进步书籍，与上海左翼作家联盟发生关系。1934年，陈克寒参加左联，入上海法南区大众文化工作委员会，在从事工人夜校与工人读书班、郊区农民小组等工作时，从事文艺创作，在报刊上发表了一批抨击时弊、讽刺国民党官员的杂文，以其言辞犀利、见解深刻而渐引起时人注意。1934年11月，陈克寒加入中国共产党，进入中央特科，先后辗转于上海、福建、四川等地，从事以新闻记者职业为掩护的地下情报工作。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红色中华通讯社设立西安分社，核心任务是通过电台接收陕北红中社电讯，陈克寒为该社重要人员之一，主要的任务是负责刻版油印，向西安党政军机构及各媒体散发，传播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与宣传抗日救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7年3月上旬，西安分社工作结束，陈克寒离开西安，到延安新华总社工作，担任《每日电讯》编辑和《解放》周刊资料员。当时毛泽东主席常在晚饭以后，到该处询问有什么新闻，并发表一些意见。1937年5月，陈克寒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二期学习，同年8月毕业后，到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担任该团通讯股长。1937年11月，陈克寒担任了在临汾的八路军学兵队政治干事和党总支书记之职。
1938年2月学兵队工作结束，陈克寒奉命赴武汉《新华日报》工作，随后作为《新华日报》特派记者赶赴山西，负责敌后战场的新闻采访，在《新华日报》连续发表了大量通讯报道，很多报道如《从西安到延安》《汉奸公审记》等，曾被上海等地报纸加以转载，从而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信念。1938年春夏之交，陈克寒调任汉口《新华日报》驻华北特派记者，到建立不久的晋察冀边区采访。他采写的《模范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长篇通讯，分20次在《新华日报》上连载，使中国广大读者第一次通过报纸对晋察冀边区的创立、发展、巩固和建设的整个过程，有了十分全面、深入而清晰的了解，有力地扩大了我党我军及其抗日根据地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影响。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陈克寒协助何云率领一批工人，携带印刷设备，由武汉经西安，长途跋涉后抵达敌后晋东南地区，于1939年1月1日正式创办了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何云任该报社长兼总编辑，陈克寒任该报副总编辑，负责该报记者训练等工作，并常驻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十八集团军总部。1942年5月28日，何云在五一反“扫荡”中不幸牺牲，陈克寒继任该报社长兼总编辑。
1943年10月，陈克寒调回延安新华社总社工作，1944年担任新华社广播科长，1945年8月，担任新华社第一副社长。1946年2月，兼任新华社副总编辑。1947年7月，新华社总社派陈克寒到刘邓部队组建野战分社。他先到冀鲁豫解放区进行短期调研，随后赶赴华东野战军各前线分社，考察和总结部队分社建设的问题和经验，撰写了向总社提交的介绍华东前线分社的考察报告。12月1日，陈克寒随刘邓大军到达大别山地区，受命筹建新华社鄂豫皖总分社。1948年5月，陈克寒随军转战中原，在河南宝丰地区成立了新华社中原总分社并担任社长，负责中原各解放区宣传和中原野战军的军事报道工作。为培养当时急需的新闻干部队伍，1948年8月26日，新华社中原总分社在中原局新创办的中原大学内开设了新闻系，陈克寒兼任新闻系主任。1948年12月，中原局主办的《中原日报》创刊，陈克寒任该报社长兼总编辑，不久后奉命调回新华社总社，任新华社副社长兼总编辑。1949年11月19日，任新华通讯社社长。1952年4月27日，陈克寒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兼出版总署党组书记，从此结束了其长达20年的新闻工作实践。
二
从1943年10月进入新华总社最高领导机关岗位以后，陈克寒即开始注意从通讯社的发展和正规化建设方面思考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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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脱胎于1931年11月成立于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色中华通讯社，在随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新华社虽然也相继在各地建立了总分社、分社、支社等下属机构，但直到建国前，这些总分社、分社、支社大多都带有着浓厚的地方性，很多总分社、分社、支社，实际上都是地方报纸的采访机构，“他们在工作上是以地方为主，组织上是受地方负责机关的支配。”这种由地方性带来的分散性，在战争和地区被分割的条件下，是正确的和必需的体制性设置，不过1947年6月后，人民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解放区迅速扩大，新解放城市大量增加，中共新闻传播范围从根据地扩展到国统区腹心地区，通信与发行体系被极限拉伸到新的空间，新闻传播的对象、载体以及舆论场域，都在发生剧烈而巨大的变化，这对党的新闻传播体制、结构、队伍和纪律等，都提出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全新要求。
例如，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出延安，《解放日报》被迫停刊，新华社一家这时候承担了通讯社、中央机关报、广播电台的三种功能，原来依附于解放日报社而存在的新华社新闻传播体制，已大大落后于新的环境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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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解放军举行战略反攻后，接连接管石家庄、潍坊、洛阳、盐城等大中城市后，新闻报道不再只针对部队干部战士和农民，还增加了工人、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明绅士、旧公职人员、外侨等全新的对象，受众成份日益多元，原来新闻宣传的内容和框架，都有重构的必要。特别是随着战争不断逼近南京和武汉后，“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不再遥远，我党建国建政的目标日益显豁，西方通讯社、中外舆论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举一动都高度盯防，新闻宣传不仅要对内鼓动，而且在对外广播、国际宣传、城市管理方略、战俘政策宣传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原来新华社相对地方性、分散性的结构体制，不仅使传播效率低下，而且各地在新闻宣传中屡屡出现政出多门、乱提口号、违反党的政策的现象。
1947年7月，陈克寒借到刘邓部队组建野战分社之机，先后赴新华社华东总分社、冀鲁豫解放区等处进行考察和调研，就新华社总社与下属机构之间关系、如何提高新华社的新闻报道质量和工作效率、新闻干部培养等问题，多次向新华社总社提出建议和报告。在新华社的管理体制方面，他当时提出了“加强总分社和分社相互联系，上下通气，真正根据各地具体情况，组织报道”的建议。他指出，由于总分社对冀鲁豫具体情况了解不够，有时布置工作难免不切合实际，致使下面无法予以执行。如此地正开始土地改革，总分社即要求报道复查，现在正开始复查，又一再电催报道生产，实则此地今年并没有专门组织生产，因此报道不出很多问题，最多只能报道个一般概况，而这样的报道实际上并无太多新闻价值。他建议除了总分社经常向分社发布情况通报之类的材料以外，“还须推动分社经常向总分社汇报情况，建立上下情况交换制度。由情况汇报中发现问题，组织报道，并进行思想指导。总社与总分社关系也是同样。”这里，他把加强总社、总分社、支社间联系作为一项“制度”提了出来，足见其识见的高瞻远瞩之处。他在考察冀鲁豫地区新闻报道情况时，专门对该地通讯工作的经验和潜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冀鲁豫地区通讯工作大有发展，地委一级均设支社，县有县报与通讯站，各级发动写信汇报运动，由汇报中逐级提取新闻，在区村干部及工农和知识分子中，同时发动组织通讯员，并在各县设骨干通讯员。通讯组织实际成为群众组织，通讯运动成为群众运动，且有县报作基础，稿件有容纳之所，通讯网较易巩固，但这种方式也有弊端，即各地通讯社实际上担负着地方报纸的一半工作，而“地方上的重报轻社观念，亦须有所改变。”这些观点，可谓是他后来建立集中统一国家通讯社的一种发端与引线。
三
新中国建立以后，原来在战时状态下建立起来的新华社行政和业务体制已经难以适用全国统一后新的形势和要求，其新闻报道此前虽然也作出了很大成绩，但至建国前夕，由于其行政和业务体制的限制，导致其报道远远地落后于实际工作的发展，尤其是原来的报纸和通讯社不分、通讯社依附于报纸而存在的潜在问题日益暴露出来，如当时部队中的一些新华社分社、支社机构，竟然把向全国报道部队和作战的新闻，称为“对外报道”，似乎中央和全国人民是“外人”，许多部队新华社分社、支社对全国性新闻宣传敷衍了事，致使全国军事宣传不够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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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间，新华社总社不断向各总分社、分社发出指示，要求各总分社、分社迅速与报社分开，以适用目前新形势的需要。1950年3月，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改新华社为统一集中的国家通讯社的指示》，指出现在全国已基本解放，新华社原来的分散性不但已不需要，而且已成为一种落后和有害现象。“现在新华社所需要的是强有力的统一和集中。今后新华社的各总分社、分社和支社，除向总社发稿和印发总社稿件外，不应再单独对外发稿；其所有人员，应全部交新华社统一调度与供给。”在把新华社建设为统一集中的国家通讯社的过程中，陈克寒起到了重要的具体设计和建设作用。
陈克寒于1949年11月起接替胡乔木任新华社社长，同时兼任新华社总编辑，可谓是该阶段新华社行政和业务体制的具体决策人和掌舵者。这一时期，他在新华社的行政结构建设方面，主要做了如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在思想和观念上坚决贯彻中共中央与新闻总署的有关决定和指示，主持确立了新华社统一集中的国家通讯社的体制方向，以胜任国家通讯社职务的熟练职业记者为组织统一基础。并积极调动各方面的力量，群策群力，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结束了原来各地新华社分支机构“实为地方报纸采访部”的分散状态，建立起了总社、总分社、分社的垂直领导体系，在思想和观念上实现了新华社的集中统一，被视为新华社建立统一集中的国家通讯社的起点；二是重构新华社作为国家通讯社的行政组织体制与垂直管理体系，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建立总社、各大区总分社、省市分社的三级建制，将分社的人事、业务和发稿等权限，收归总社统一管理，不再隶属地方报社；三是在新华通讯社最高领导层，确立了社长、总编辑、秘书长的行政与业务分工架构，建立并逐渐完善了社委会集体领导下的专业分工体制，并制定了较为详细的分社活动方法与组织形式规范，较好地解决中央通报中指出的“分社组织形式分散、全国观点不强”问题。
在新华社的发稿业务建设方面，正是在陈克寒的主持下，新华社这一时期建立起了系统化的业务采编与发稿体系，首先，在全社内确立了“全国观点”的新闻报道原则，即地方发稿必须服务于全国革命和建设的大局，要能够教育全国干部与广大读者，推动分社从地方视角转向国家通讯社视角；其次，在总社内部，在延续西柏坡时期行政干部减少、业务骨干编稿的好传统基础上，建立了总编室、国内新闻编辑部、国际新闻编辑部、摄影部、参考资料编辑部等专业部门分工，建立了统一发稿标准、通联制度和业务通报制度，并使业务通报成为总社指导全国分社的一种常态化机制；第三，确立新华社成为一个集消息总汇、内参、评论、对外广播于一体的综合新闻业务机构格局，奠定了新华社作为国家通讯社的最终权威发稿地位；第四，搭建对外报道与国际通讯社业务骨架，不断拓展海外新闻业务。这一时期新华社承接了延安时期所形成的对外宣传基础，不断加强英文广播、对外专线建设，增设了平壤分社，向莫斯科和印度派出了记者，持续推动新华社向世界通讯社目标迈进；第五，致力于干部专业化和记者职业化建设，建立了新华社干部和记者培养机构，统一培训标准。在陈克寒主政新华社时期，新华社出台了一系列的社务决议、分社工作条例、发稿规程、通联办法等成文制度。其任内所制定了很多新华社规章条例沿用至今，可谓建国后新华社业务体系与行政体制的实质奠基阶段。
四
陈克寒不仅是一个管理能力很强的新闻机构领导者，而且是一个新闻采、写、编、评各方面都当行本色的新闻工作者，特别是在抗战时期，他在《新华日报》和《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了数量众多的优秀战地通讯和各式评论，很多新闻作品当时曾产生了脍炙人口、不胫而走的社会宣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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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担任新华社社长和总编辑期间，他不仅承担着十分繁重的新华社最高领导工作，他还针对如何写好搞好新闻报道、如何写好新闻等，发表过一些业务性的理论研究文章。这些业务理论文章看似属于新闻业务范畴，其实还是服务于他的建设统一集中的国家通讯社这个大的目标。他认为，作为国家级通讯社，新华社记者所采写的新闻不仅要有全国性观点，而且要在具体的结构、语言、等方面都需力争上游。
1950年8月16日，陈克寒在《人民日报》上专门发表了《克服新闻报道的片面性》的专题文章。他在文章中认为，新闻的根本任务是忠实反映客观实际。因此，新闻报道必须忠实地反映客观事物，揭明它的发展规律。在人民民主的新中国，新闻工作者必须正确反映并指导人民群众的斗争与建设，也只有真正符合事实本来面目的报道，才能起到正确、切合实际的指导作用。如果报道片面，与事实有出入，就会使读者作出不正确判断，甚至损害人民事业。所以，新闻必须真实，必须真正符合事物的本来面目，决不允许歪曲或夸大。一般客观事物都很复杂，其中存在着矛盾，有新、旧因素，有合理的与不合理的方面。对于人民事业来说，存在着有利条件，也存在着不利的条件，他们相互联结。我们的新闻报道既不能不分主从罗列现象，也不能夸大一面，而抹煞另一面，而应把握内在矛盾，区分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作全面、有分析的呈现。陈克寒指出：在我们的新闻报道中，那种向壁虚构、凭空捏造的现象，已经基本上被消灭了，但那种片面性新闻，却不时在报纸上出现。尽管读者不满意，却并未引起我们新闻工作者的足够警惕。显然，这种片面性报道，会损害新闻媒体与群众的关系。如何具体地克服片面性报道呢？陈克寒主张，新闻记者要善于把个别置于全局中去衡量，要辨别出本质与现象、主流与支流。这要求新闻工作者须认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善于从本质上看问题，在纷繁的事实中筛选出真正有价值的新闻，避免以局部真实代替整体真实。显然，在建国初期，陈克寒的这一观点对纠治新闻报道的盲目性、片面性和照搬苏联新闻报道模式的机械性，都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1950年9月13日，陈克寒在《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新闻要有背景》一文。他在文章中系统论述了新闻背景在新闻业务中的必要性与具体用法。陈克寒明确指出，任何新闻都是在一定的环境和历史条件之下产生，因此，新闻报道要正确地反映事物，就常常需要介绍它的背景。介绍新闻的背景，即介绍事物产生的历史和环境，目的在于帮助各种不同的读者更容易正确地了解新闻的内容，掌握新闻的中心思想。新闻背景是新闻不可或缺的因素，介绍新闻背景不能仅仅看作是一个技术问题，而应成为新闻报道的基本规则，也是新闻报道是否具有群众观点的体现。陈克寒指出，我们常常谈到群众观点和辩证法唯物论，但怎样才能将之与新闻报道的实际业务真正结合并表现出来呢？他认为，对于一个新闻记者说来，群众观点首先在于发现与大多数人民利益有关的问题，用简单、明了、生动的文字写出，争取尽可能多的读者了解，使尽可能多的读者了解和接受，这是新闻记者时刻应该关心的第一件要紧事情。记者写作新闻是为了使读者知道世界上变动中的事物，接受新闻所传播的革命斗争和科学建设的知识和经验。要做到这一点，须要作许多方面的努力，其中一个重要办法，就是对于新闻的背景经常作必要的说明。无论观察任何事物，都应该揭露它内在的联系，分析它的时空条件以及生长发展过程。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说明问题和解决问题，以避免新闻的肤浅化和孤立化。这才是我们在新闻报道中所应该采取的科学工作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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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今天之所以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巨大、具有世界声誉的国家通讯社，当然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正确决策的结果，是数代新华人为之努力不懈、辛勤奋斗的结果，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不过，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合抱之木始于毫末，回望新华社从分散性的党的宣传机构发展为集中统一的国家通讯社的历史过程，人们可以发现，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新华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的陈克寒，主持了新华社行政和业务体系转型的具体方案，厘清了此后新华社一个历史时期内在政治上、组织上、业务上全面统一集中的具体行动路径，推动分社从地方报纸的一个采访部门，转变并整合为统一集中的国家通讯社的扎实根基。说陈克寒是建国初期新华社行政和业务体系的第一建构者，完全并不为过。在回望新华社辉煌历史的今天，我们既要记住那些众多埋头苦干、无名英雄的劳绩，更要记住作为新华社在那个关键转型时期直接领航者的陈克寒的巨大贡献！
附件：陈克寒同志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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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克寒（1917—1980），原名成鹤岭，祖籍浙江省慈溪县，1917 年7月出生于上海。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进入中央特科，先后辗转上海、福建、四川等地，以新闻记者职业为掩护从事地下情报工作，是中央特科 "三陈闹四川" 的重要成员之一。
1936 年西安事变后，参与红色中华通讯社西安分社工作。1937 年到延安新华总社工作，曾任《每日电讯》编辑、《解放》周刊资料员。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华日报》特派记者，深入晋察冀边区采访，采写的《模范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长篇通讯在《新华日报》连载 20 次，影响深远。1939 年参与创办《新华日报》华北版，任副总编辑，1942 年何云牺牲后继任社长兼总编辑。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新华社第一副社长、副总编辑，新华社中原总分社社长，《中原日报》社长兼总编辑等职，为培养新闻干部、建设中原解放区宣传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1949 年 11 月任新华通讯社社长兼总编辑，是新中国成立后新华社首任社长。在任期间，主持确立了新华社统一集中的国家通讯社体制，建立总社、总分社、分社三级建制和垂直管理体系，确立社长、总编辑、秘书长分工架构，建立系统化的新闻采编发稿业务体系，制定一系列社务决议和工作条例，是建国初期新华社行政和业务体系的重要奠基者。
1952 年调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兼党组书记。1980 年逝世。
陈克寒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和宣传活动家，为党的新闻事业和新华社的建设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作者简介：
胡正强（1965— 至今），男，中共党员，江苏省睢宁县人，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新闻史论、媒介批评史论。曾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过200余篇学术论文，出版过《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研究》《中国近现代漫画新闻史（上、下）》《中国近现代媒介批评史（上、下）》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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