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孙瑞祥教授访谈：在新闻实践中坚守一份“好学力行”的初心

复旦大学中文系2023级本科生 陶纯熙
 

 
【题记】2026年暑假，复旦大学校友总会推出校友暑期走访活动。本次专项走访对象是为母校进行过小额捐赠的复旦校友。本次活动以专属走访形式，致谢默默助力母校发展的校友。
2026年8月25日，复旦大学中文系2023级本科生陶纯熙同学通过连线方式对居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校友孙瑞祥教授进行访谈，文字稿根据连线录音整理。

（陶纯熙同学采访校友孙瑞祥教授）
 
【导语】孙瑞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1978级本科校友，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原院长。从“铅与火”的报纸时代，到“光与电”的激光照排，再到数字与移动互联网的浪潮，他亲历了中国新闻传播业近半个世纪的剧烈变迁。他曾任多家媒体记者、站长、特约记者，也曾执掌教席，为新闻传播教育倾注心血。如今，虽已退休，他仍活跃于海外华文媒体前沿，继续以新闻人的姿态观察世界、记录时代。
近日，我访谈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1978级校友、新闻传播教育者与媒体人孙瑞祥教授。从四十多年前怀揣懵懂梦想走进复旦校园，到黄山巧遇邓小平的青春记忆，再到亲历施拉姆访华的历史时刻；从记者生涯中为了一盆“昙花”而奔走求教的青涩实践，到担任院长后对新闻教育变革的深刻思考，孙教授分享了他对新闻理想的坚守、对时代变革的洞察，以及对后辈学子真诚的嘱托。


 
一、“两典一笔”与两个历史瞬间：复旦岁月的精神底色
 
问：孙教授您好，非常荣幸能够借此机会采访到您，了解您在复旦求学的经历，以及在新闻界工作的历程。能否请您先简单介绍一下，40多年前步入复旦校园时有哪些独特的回忆？
答：谢谢小校友利用暑假对我的采访。我1978年进入复旦大学，到现在整整48年了。我为什么要来到复旦大学读书呢？这里确实有一些小故事。在我很小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叫新闻，当然也不知道复旦大学了。我的父亲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按照西方的观点，新闻记者是“无冕之王”，虽然我当时似懂非懂，但是我记住了这么一句话。以后我就非常关注从事新闻职业的人，坚定信念将来我要读新闻当记者。初衷当然不是什么无冕之王的概念，只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能够施展我理想的职业。于是1978年我高中毕业就报考了复旦大学，那是我们全国最早的新闻专业，而且我如愿以偿入学了。


 

 


在大学期间有非常丰富的经历，我想分享两个小故事。1979年，我们有几个同学暑假到黄山旅游，很巧碰到了邓小平。“黄山巧遇邓小平”在当时是一件轰动的新闻。这实际上反映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第一代大学生的精神风貌，以及我们国家的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还有一个小故事就是新闻传播学界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学者，他叫施拉姆。在1982年初，他来到中国访问，其中一站就是复旦。他来到了我们班上，给我们做过两次讲座。这段历史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我本人很荣幸，是一个亲历者。


 

（复旦校史馆展出的与邓公合影、邓公签名的学生证，特制纪念封）


（《新闻大学》1982年第五期，记录了施拉姆到访复旦）

【上述两个故事详见——孙瑞祥：《一位“幸运儿”的幸福记忆》，载《新民晚报》“十日谈”栏目，2019年11月1日。孙瑞祥：《复旦大学新闻学子黄山幸遇邓小平》，载《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20）》，武汉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559页。孙瑞祥：《我与传播学大师面对面——纪念威尔伯·施拉姆访华35周年》，载《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7）》，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10页）。孙瑞祥：《小视角 大格局：见证中国新闻传播教育40年》，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增刊。孙瑞祥：《我与传播学大师面对面》，载《复旦人》2022年第六期】
 
问：这些年无论是求学还是从事教育行业，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瓶颈或者挑战，让您印象深刻？
答：我从事新闻业40多年，总体上是比较顺畅的，当然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我想起当年在复旦读书的时候，老师们倡导“两典一笔”。两典，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二是文史经典。此外还有一笔，因为我们做媒体，作记者，当然最后是通过笔来体现思想，实现职业价值。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我就感觉到，这“两典一笔”做得还不够。换句话说，一方面是理论积淀应当深厚，另一方面平常的练笔也不可或缺。
做新闻采访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有的采访难度很大，怎么能够通过交心式的谈话交流，让对方能够回答你的问题，我觉得这本身就有难度。因为采访对象来自各行各业，如果对这个行业一点都不了解，采访推进就会遇到困难。比如接触一个科技工作者，如果对他的领域不了解，又匆忙上阵，案头工作做得不够好，在采访当中就会遇到障碍。回想起当年读书的时候，老师会讲做好采访前的准备工作非常重要，在这方面我也有很多经验教训。
 
问：请问您可以分享一个记忆最深刻的调研课题或者采访经历吗？
答：我当年在湖北日报实习的时候，那天政治文化部的电话响了，说华中科技大学有一位教授，他家里一盆昙花开了一天一夜，他觉得很新奇，就给报社打电话，说你们是不是能派人来做个采访。当时我的指导老师就说，那小孙你去吧。可是我还真没有见过昙花，昙花什么样我也不知道。为了做好这个采访，我首先借了一个照相机，然后我到当地的苗圃请教了老园丁，请他给我讲讲昙花是怎么回事，怎么叫昙花一现。我还到书店去买了一本花卉知识小册子，在两三个小时内做好充分的准备。赶到他家里之后第一件事情先拍照记录了昙花的状态，然后跟这位教授了解情况。他向我介绍，前些日子他在北京开会，临走时朋友送了这盆花，他抱着这盆花上飞机，从北京到了武汉。他说或许是因为气候的变化，还有长途运输的缘故，回来之后没几天花就开了，而且开了那么长的时间。当天晚上我又跑到教授家里，给昙花拍了照，花仍然开得很茂盛。
我的这段报道在湖北日报1981年某一天头版的下边刊登了。这应该说是我从事新闻行业以来第一个发表的摄影报道作品。这个故事我记忆犹新，我想要说明的是，做记者在各个领域如果不是很明白，就需要虚心学习，认真准备，要做好采访前的准备，不能匆忙上阵，这样才可以把采访顺利完成。
 
二、四十年的变与不变
 
问：您在高校从事教育工作这么多年，感觉这些年新闻不管是业界还是教育界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答：中国的高等教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一个我觉得影响最大的是现代科技。AI时代给高等教育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大学教育应该思考如何培养我们的学生。我毕业后分配到天津师范大学的新闻传播学院，一直从事新闻传播教育，在这中间我还作记者。在从事新闻传播教育的过程当中，我确实深有感触。
我本人是中国新闻传播变革的亲历者，这个变革我觉得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当年我们读书时，新闻传播的载体主要是报纸，报纸时代是“铅与火的时代”。后来发展到了另外一个阶段，是“光与电的时代”，“中国当代的毕昇”王选发明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再后来是数字与网络的时代，移动互联网让我们进入了智媒时代。一路的传播技术变革，我都亲身经历了。
关于技术的变革以及新闻传播教育，我有一些思考。新闻传播学的大学生要处理好思变求新与强基固本的关系。我们面对AI时代，新闻传播流程在变，用户体验在改变，但是传媒人的基本素养、新闻敏感和新闻价值的内涵没有变；技能要求在变，但是传媒人的职业操守和追求真善美的人文准则没有变。


（1982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天津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任教，1983年首次登上讲台授课，2022年送走最后两名硕士研究生毕业，从事新闻教育整整40年）
 
三、“无用之用”与“强大心脏”：给当下文科生的回答
 
问：文科生被扔到就业市场上的时候，经常被称为“万金油”，好像什么都可以干一点，好像什么都干不精。您觉得文科生在技术时代，除了人文情怀之外，还应当培养哪些核心竞争力呢？
答：复旦大学有一个民间校训，叫作“自由而无用”，这是对复旦大学精神气质的民间解读。它从中折射出我们复旦人的一种精神特质，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实际上我觉得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应当高度的融合，两者缺一不可。人文精神是悲天悯人的内在气质与社会责任感，这些到什么时候都是做人的根本。与此同时要用科学的理性、方法与态度来看待社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两者不可偏废。
复旦新闻学院的院训是“好学力行”，出自陈望道先生。1941 年抗战烽火中，时任复旦大学新闻系系主任的陈望道先生临危受命，题写“好学力行”作为系铭，传承至今。我们要在新闻实践中坚守这份“好学力行”的初心，一方面要学习知识与系统理论，另一方面要把学到的东西用于实践。文科专业也要脚踏实地，要走出去用脚来丈量大地。

问：您认为对于现阶段的文科生来说，进入学界或者进入业界是两条可以同时存在的道路吗？如果一定要二选其一的话，我们应该如何根据自己的情况抉择呢？
答：其实这没有一个标准答案。通过四年本科学习，如果觉得很适应当下业界的生态环境，换句话说，通过实习等方式接触社会时，感觉到现在的知识结构能和当下的业界需求比较契合，而且本人也特别愿意尽早进入社会来施展自己的才华，我当然觉得毕业以后就去求职是很好的选择。我认为热爱是最重要的，这是职业发展有后劲的最大动力。另一方面，如果对理论研究非常感兴趣，觉得自己需要进一步深造，那么无论是国内读研还是出国深造都是很好的选择。总之这没有唯一的答案，要因人而异。


（我的采访工作照第一次登上了报纸）原图片报道说明：为纪念五四青年节，合肥市教育局、市科协、市数学会、团市委在逍遥津公园组织著名数学家和数学工作者与六百多名青少年数学爱好者联欢。图为副省长、著名数学家杨纪珂和青少年数学爱好者亲切交谈。傅维勤 摄（原载《安徽青年报》1980年5月9日一版，右二为见习记者孙瑞祥）
 
问：假如说您现在面对着一群正处于迷茫期或者探索期的大学生们，您最想对他们说什么呢？
答：想说的话太多了！时代在变迁，40年前的大学生和今天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了。实际上我从你们身上能学到很多东西，因为我一直从事高等教育，我接触的学生都是20来岁的年龄。我就感到自己永远是年轻的，现在精神状态也非常好。你们这样的一代人遇到的任务与挑战更加艰巨。我觉得应该更需要有一种定力，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在学习书本知识的同时，要广泛地接触社会，尽可能多了解社会的状况，在不断的自我调整中适应社会。
我觉得现在有些大学生内心不够强大，遇到一些挫折，往往心灰意冷，这个是需要克服的。到了社会上之后，没有学校里老师们那么耐心地去帮助你，直接就把你推到前台，你就要胜任一份工作，所以要有一个强大的心脏来适应环境。其次，情商要高，情商包括方方面面，接人待物、社交能力、公关能力等等，这些处理问题的方法也很重要。
新闻人要有儿童般的好奇心和长者的洞察力。作为新闻人要有儿童的好奇心，对什么事情都要有兴趣，要愿意琢磨；另一方面，还需要有长者的成熟，要培养深邃的、更有洞察力的眼光。这两方面应当结合起来。这样的话，既保持一颗童心、一种热爱生活的情怀，也要有冷静地分析社会，洞察现实，甚至批判社会的能力。
那说到这里，我还想讲一个话题。大学是什么？大学精神是什么？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大学生？我也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过去我在职的时候也经常跟同学们交流，按照我的浅见，大学是涵养心智，磨炼品格，激发创造，放飞理想的地方。这是我理解的大学。大学就是成大器之学，得天下英才而育之，这是大学的责任。那么成大器者必有大用，所谓的大学精神，我认为可以归纳为这么几句话，大学精神的要义在于独立思考之素养，家国情怀之责任，批判质疑之勇气，创新实践之意识。


（天津师范大学“新闻园”， 两座雕像：梁启超、范长江）
 
四、海外再出发：以校友身份继续传递复旦声音
 
问：请问您希望得到来自母校或者母院的哪些支持或者帮助呢？
答：我离开母校之后，母校对我的支持帮助非常多。记得那一年我刚担任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的时候，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率队来到我的母校新闻学院登门求教。当时学院的领导、老师给我们以热情的接待，举办座谈会，给我们传授经验，包括管理经验、教学经验、科研经验等等，这是对我们莫大的支持。
对我们7813这个班集体而言，复旦四载，结缘终生。这些年我们班级7813还有自己的班群，我们也是大聚小聚无数次，即使因为疫情没有见面，我们也在线上举行了许多活动。1998年9月，7813全班同学首聚母校，纪念入学20周年。从那时起我们相约，每到入学和毕业整年纪念日一定要相见，我们没有食言。2002年9月毕业20周年，我们在上海、杭州两地相聚。2008年10月，我们相约北京奥运村、中国国家大剧院，纪念入学30周年。2012年6月毕业30周年时，我们聚首上海世博园、金山枫泾古镇。2018年9月，我们回到母校当年上课的教室里，和当年任课的老师们一起，隆重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和我们入学40周年，并把这一纪念活动延伸到了世界十大邮轮之一的“海洋量子号”国际邮轮上。


 

（7813纪念入学40周年）


（7813走过30年纪念册）


（当年我们新闻系男生宿舍6号楼，这座建筑保存至今）
 
2025年5月，正值母校建校120周年之际，金力校长到访加拿大，特意安排时间与复旦多伦多校友会同学们见面，大家欢聚在一起，感到非常亲切。金力校长在见面会上表示，“学校是由老师、学生和校友共同构成的集体。学校的声誉主要来自于校友。学校的发展与校友的发展密切相关。祝多伦多的复旦校友生活愉快，有更好的发展，与学校一起发展！”
感谢母校，谢谢我们的新闻传播学院的老师们。


 

 

 

（2025年5月31日恰逢端午节，多伦多复旦校友会组织大家在一起包粽子，庆祝母校百廿华诞）
 
问：请问您是否有一些想法、资源或者渠道，觉得可以帮助母校更好地发展的呢？
答：这是作为校友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在2020年退休之后来到了加拿大多伦多定居。虽然我退休了，但是我没有离开新闻岗位。我认为做记者永远没有退休一说，只要你心中有梦，眼里有光，脚下有力，只要你怀揣新闻理想，有新闻敏感，有判断新闻价值的能力，就能成为永不下岗的媒体人。年龄改变的只是岁月容颜，不变的是新闻情怀。
来到多伦多之后，这里有很多华文媒体，我目前从事媒体工作，也有自己的自媒体及机构平台。这些平台是我与国内广泛接触的好机会。我的平台可以发国内的新闻报道。母校如果有需要在海外进行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我可以利用我的平台在海外传递我们的复旦精神。我特别希望在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闻传播人才方面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能够培养更多的人才，讲好中国故事，让海外华人更多地了解我们国家的发展变化，让各族裔的民众能够通过我们的跨文化传播了解中国。在这方面，我可以助一臂之力，比如说将来有同学到这里来发展，我可以帮忙介绍机会。母校需要在海外做一些推广或沟通传播的话，我也尽我所能来做一些工作。


（2022年7月1日是加拿大建国155周年纪念日，我在庆祝现场接受加拿大多元文化电视台OMNI Television记者采访）
 
最后我想说，四十年间，我从学者到记者，从纸媒到融媒，从国内到国外，从在职到荣休，从机构媒体到自媒体，人生经历五次重要转身。我是复旦培养的“媒体人”始终是我引以为荣的身份符号，初心依旧，乐此不疲。所有这些微不足道成绩与荣誉的取得，归结为发自肺腑的一句话：好风凭借力，感恩母校情。没有母校新闻系当年的慷慨接纳，没有“复旦新闻馆，天下记者家”这块金字招牌，就没有我今天职场的顺利发展。 我相信，一个人常怀感恩之念就会行稳至远。

2025年母校百廿华诞之际，我在给母校捐款的留言栏写下一副对联：
百廿载栉风沐雨发扬蹈励并育德才结硕果
新征程不忘初心踵事增华芝兰满室再辉煌
——新闻系1978级孙瑞祥寄语母校复旦大学
 

（2026年6月，加拿大共工新闻社社长孙瑞祥Jack Sun教授荣获加拿大多元文化媒体联盟颁发的“加拿大多元文化优秀记者奖”）
 
获奖证书写道：兹授予孙瑞祥“加拿大多元文化优秀记者奖“，以表彰您秉持新闻专业精神，以媒体传播为纽带，深入记录加拿大多元文化风采，积极传播文明互鉴理念，用心讲好海外华人故事，为促进族裔和谐、加强社区沟通及推动中加民间文化交流作出积极贡献。特颁此证，以资表彰。
 

孙瑞祥Jack Sun简介：
 
新闻传播学教授，文学博士，散文作家。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2009年天津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毕业。原任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经济消息报天津记者站站长。硕士研究生导师，天津市教学名师。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副会长、《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编委会副主任委员。出版论著六部，发表各类新闻、文学和学术作品三百余万字。获得省级优秀新闻作品一等奖。
现任加拿大共工新闻社社长，加拿大传奇文化传媒集团总编辑，中华新闻社副社长，中国国际手机台海外台副台长，瑞祥文创工作室创办人。加拿大多元文化媒体联盟副主席，加拿大天津专业人士协会共同会长，加拿大中文媒体记者协会特别顾问，世界旅游宣传推广联盟副主席，加拿大中文作家协会理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白金禧勋章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