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先锋第一期：“光标绝缘体”徐永光

凤凰网公益 2019-06-10 22:11

谈“离开”：我绝不会占恋那些已经做好的地方

凤凰公益：2005年，“希望工程”已经取得了很高知名度，这个时候离开您一手创办的项目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徐永光：我做一个事情如果没有做好我可能不会离开，一定要做好我才能够离开，要不然一个事情没有做好离开了，那留下的是败笔，留下的是一个污点。比如我在团中央是最好的时候离开的，虽然有些人投票反对票，那因为是改革触犯到一些人的利益。

当时我希望“希望工程”干十年就结束，国家说已经基本消除贫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国家都已经这样了我们就借机会下台，因为再做风险太大，这个当然太理想化，实际上是停不下来的，社会不让停，贫困地区不让停，甚至政府也不让停，所以这样最后我说我离开，我去做新的事情，我不见得就是因为悲观离开，我觉得我是在最好的时候让后面的人接过去。

凤凰公益：离开“希望工程”后，您在中华慈善总会有过短暂的任职，之后您加入了民间公益机构一直到现在。在中华慈善总会工作期间，是什么原因让您彻底地离开了官办慈善组织？

接着我2005年到中华慈善总会做副会长，不到一年时间里也做了一些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机构和我的理想有距离，我想改变它很难，它想改变我也很难，最后只会冲突，与其冲突做不了事或者在那里混，混又不符合我的性格，所以不到一年我就辞职了。

基金会中心网这三年也做得不错，因为发展到了一个阶段，我继续做理事长，还发展不了了，提升不了了，我离开有新的理事长来领导，新的理事会，那么这个机构可能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性格，因为事情做好了，那么我就可以离开。

我经常跟一些年轻人讲，你不要做目标大于能力的事情，有时候你去做这些事情，实际上是消耗生命和消耗资源，因为你做不成，做不成你把你生命浪费了，你又消耗了很多资源，最后要务实一点。

在我心目当中的方向一定是民间，这也是出生有关系，出生是穷人，小时候经常是吃不饱饭这样，可能草根性比较强，还有内心想要的东西就是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想做事情、想创新，希望能够做一些别人没做过的事情，把它做成，这对我来讲很有吸引力，我的性格非常明显，我绝不会去占恋那些已经做好的地方。一个人一个事情做得很好，接着最大的可能是会过于自信、武断，抑制别人的创造性和发展，一个人的能力、能量一定是有限的。

从25年前，我就选择要做公益，公益就是民间的，虽然当时有政府背景，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希望工程”的设计并不是用权力来强加给社会，“希望工程”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公益，能够激发出人们的内心的需要，来捐款是要满足一种精神的需要。

南都基金会定位就非常明确，支持民间公益这是使命。

从我选择做中国青基会、做“希望工程”到今天，我个人就是走向民间、走向草根。官办的机构，非公募基金会，草根的NGO，我之前几乎每个都亲自去做，所以对这个行业非常了解，对这个行业的需求非常清楚，这个行业与政府的关系和法律政策环境，这个行业和社会和慈善文化之间的这系、冲突，在我脑子里都看得比较清楚，也许是用“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都看得很透。

谈“慈善尊严”：每一件事我都要表态

凤凰公益：您曾说自己要为慈善行业的尊严而战斗，为什么会提出这种观点？尊严的标准是什么？

徐永光：我们的慈善发展受到体制的一种束缚，因为这种体制造成这个行业很多的机构、很多的人存在人格分裂，譬如说一个机构他到底是“官”还是“民”都搞不清楚，两重身份、一官一民，这种人格分裂一定会通过各种方式传递给社会，很多成为负面的。你有权力背景，你会搞以权谋捐，会对捐款人不尊重，反正怎么都会来钱，所以就会存在不公开不透明，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等等问题，因为你有权力背景出了问题权力就会保护你，这样的背景造成慈善文化的混乱，继而造成人们的观念判断行为都会产生错乱，有些是坏的大家说它是好的，有的是好的大家它是坏的，比如说一个慈善机构需要成本，需要行政经费。

有一些评论员写文章，捐款怎么能“雁过拔毛”呢？那还不如把钱直接给受助人，怎么还让捐款给你发工资呢等等。我觉得这种混乱会造成做慈善行业的人经常是连尊严都没有，真的连尊严都没有，所以我大概能做到对每一个事情我都要表态。譬如说2011年，从年初批陈光标，我说他是暴力慈善，后来我认为他个人募捐进入自己的账，几千万进自己的账，个人的银行卡也不公开透明，这个是违法的，这些我都写文章批他。

接着四大事件都在2011年发生，郭美美和中国红十字会的事件我的定位是“创新困境”。背景就是做一个博爱小屋、博爱小车为社区服务，上面用广告来有收益，有收益能够使更多人得到服务，有可持续发展，投资三十个亿，不要红十字会拿，有商业投资，到时候商业回报。但是宗旨和红十字会一致的，人道主义关怀，让一亿多人得到及时的救护，很好，项目的设计很漂亮，这里投资人有一个郭美美的背景等等，这个事情查清楚了，郭美美也没用过红十字会一分钱。所以我写文章说这是“创新困境”，非常正面地肯定这件事情郭美美根本没有什么，就是认为红十字会根本不存在道德的问题。

第二个是关于中华慈善总会的发票风波，发票风波我的评论是“垄断危机”。因为当时慈善总会的秘书长讲，团队才40个人，多数都是退休人员，一年接受15000笔捐款要开15000张发票，怎么监管？这说明垄断得太厉害了，就是说垄断到没法管，收了钱收的管理费管不了，所以这是一个“垄断危机”，不能再这样做了。

河南宋基会作为一家基金会在做商业的人寿保险，所谓捐款实际上是投保，捐一万块钱就记录投保一万块钱，人寿保险一万块钱每年回报大概5%，捐款怎么有回报呢？还有一年以后如果退保可以把一万块钱拿回去，捐款怎么会拿回去呢？这完全是商业保险，结果全部记录捐款，我的评论是“角色错位”，公益和商业完全角色错位了。

中国青基会的“中非希望工程”，由卢俊卿、卢星宇和一些要到非洲去投资的民营企业捐款，这些企业到非洲做商业，有了捐款以后就会和当地政府搞好关系，对改善投资环境和融入社区有利，非常好的事情。而且不用青基会去募捐，他们把钱送过来，募捐成本由卢俊卿他们承担，卢星宇做秘书长这有什么不好呢，她要为青基会募15个亿的钱来做“中非希望工程”，结果说我们自己的孩子读书还有问题，怎么还支持非洲，简直太狭隘了吧，就让这样的一个好项目被毁了，所以这个项目叫“躺着中枪”。

我有时候高调，因为对一些事情我觉得必须要讲话，不能不讲话，其实一点都没有为自己，说这种话完全是为了这个行业。我觉得这个行业还是需要有人要讲原则，而且要鲜明地把正确的观念、理念传递给社会，实际上我们这个行业太缺少这些了。

谈公益梦想：让慈善成为每一个人内心的追求

凤凰公益：您的公益人生中所做的一切，包括给您带来争议的东西，您怎么评价？

徐永光：做公益到现在觉得一直没有改变自己，一点也没改变，对自己追求的目标、这20多年的道路也没有反悔，我觉得特别有价值。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那是要多么的感恩、多么的知足，真的是要感谢这个时代，是时代给了我一个可能性来做事情，要感恩这么多人支持、理解。

批判的人、找毛病的人，坏人是极少的，他们也有社会责任感，也不希望有人“挂羊头卖狗肉”，也希望让这个社会更加纯净。恰恰是很重要的，质疑你的人、订正你的人其实很重要，要是没有这些，人可能还会干坏事呢，所以这种监督、批评也特别重要。

1992年我第一次去香港见南怀瑾先生，他说，你这个玩笑开太大了，这个风险很大的，我告诉你四个字，写了四个字“谤随名高”，再写了一个曾国藩的对联叫做“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就是说毁誉参半，尤其事情做大了更是这样的。所以在我受到一些人批评攻击，而且经历了挖地三尺地毯式的调查，我个人就是没有任何一点问题瑕疵。有时候批评你，你会觉得很冤屈，其实我觉得很正常，“谤随名高”，你事情做大了，那么盯你的人也多了。所以觉得很满足、很知足、很感恩，实际上可以说内心幸福感很强。

凤凰公益：公益你会做到什么时候？

按照我的年龄，我其实已经退休了，也应该休息了，按照我的性格，就是说很喜欢玩，很喜欢安逸，很享受那种恬静的生活。另外一个呼唤又很强，就是这个行业还需要有人做一点事，还需要有人去做新的东西。我觉得自己想推动的一些空间还有。譬如说社会企业、社会投资，这个可是一个是大得不得了的空间，将来用社会投资来解决社会问题，它会带来的力量是比慈善的投入要大几十倍。

当然慈善的力量不仅在于实际投入多少，还在于给社会带来的精神的、道德的、文化的东西，给社会带来的社会资本可能是实际投入的一百倍，譬如说社会企业发展、社会投资这个领域，在中国还是个处女地，我关注了很多年，最近写的文章也在推动这个方面。这个时候，我对我面临的有一点困惑或者矛盾，因为我的身体需要我多休息，年龄也需要多休息，但是就觉得有些事情我看明白了，很多人还没看明白，我是不是起码还可以再说一个，所以我未来可能还会说一些事情，写一些东西，尽量的就少做事情了。

凤凰公益：您的公益“终极梦想”是什么？

我一直追求的一个梦想，就是让慈善能够真正回归民间，让慈善成为每一个人内心的追求，而且所有的外部条件都能够支持他们、实现这样的一个内心的追求、内心的需要。这样，我们的社会就会非常美好、非常和谐。